上接：十、儒学的统治机理的构架（一）儒家治道以对君王的规范为起点（一）

2）君王（及君子）要“尊贤”，修身以去馋远色、贱货贵德，知仁德、中适是化生能群之纲，知财聚民散、财散民聚之理，然后知国力源于民之能群的凝心聚力，既以方知去贪而弘仁、修身从道之于构建并育不害社会秩序的核心作用，进而知笃守仁德之艰、精辨中适之难，于是才知尊贤之重要。尊贤者，必先自知，然后知笃道之艰难、悟能化之深奥，然后方知贤者所以贤，故修身是尊贤的基础。

为君为上者，责安社稷、职理万机，万民并育不害之适度，岂是一人之心智可就应？故帝王则于庶务，要在选人任事、置百官以分应职司。《吕氏春秋》云“凡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因安也，以为行理也。行理生于当染。故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所谓“要故”就是把握德道之贵一以致力于秩序构建与维护；顺性为理，顺人人之性者，守中庸之常也，可谓之当；染者，受其教、信其言而行其道也；当染者，承教于德、明悟于贤而修身笃道以成己者也。修身笃道，才明恪守仁德中适的层次可以至深至广，然后方能知贤；明道化所重、知嫌微难辨，然后知事立之要在任贤（包括德道之明、庶务之通），进而尊贤。“修身”中已述及，要在从乡里选贤始的层层选拔的礼制激励体系的基础上，贯彻唯德是竞而摒好恶、唯长是用而谨监察的原则，察德见于大处，察能见于细微，才能遴选出卓越之才，也才能构筑起全社会的贤才选拔体制。

尊贤首先要清晰什么是“贤”，这就需在修身明道的基础上，才能正确树立贤德的标准（非多术能之谓，具体可参照“八、《论语》析读”的为君子之道者）；儒家之贤的核心标准，是能经理并育不害之伦，以天赋人同之性而养民之所育、抑民之所害，差劝惩、贵贱以利物生、道行，使皆得其适者也（无过与不足），也就是深明弘扬贤性之本而成性是化民所向（以此而能开物），涵养促进人人皆笃贤性而力行是成功之途（由此而能成务）；简而言之，贤在于其笃行仁德中适之精，能促成民众的广泛悦从，进而成就长远、稳定的能群秩序，遂使诸庶务其荣也易，其功也大。核心表现于对事物发展趋势的预见、把握和促成能力，使之尽快达到稳定长效的功成，但这种把握不是控制，控制会抑制人心动力，而是顺应、引导、激发与汇聚（且越能充分者越贤），使智力凝聚更大、更强。这种知化、导化、能化、集化之能即谓之贤，所谓遵恒于人性之德-仁、笃凝聚众心之道-中适，以容众率民、合力集智而施治为政，因能致远大、长功者也；其首要者是具备大仁的品德，即知爱人而广，不知爱人而广，焉得明并育不害之理深？果无并育不害之识，其才大才小又何益于天下（并能以仁正己，仁心愈大、仁术愈精，愈知人人养育、抑害之适，可见，德为智之宗、道乃术之帅，故具备仁义礼智四德是为君子的基础）？故曰：德者，立身之本、化民以仁也；忠者，敬事之义、率民以信也；所以，任才以德为先，拔官以忠义为要，不仅事任而社稷安，而且得劝天下臣民尚尊德笃义之风，尊德笃义之风兴，则人人向贤，才德辈出。永平末，班超以三十余名吏士定鄯善、于窴、疏勒，至肃宗即位，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还；超自疏勒“还至于窴，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恐于窴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建初三年，为彻底平定西域、开通远途，超上疏请兵，“遂以（徐）幹为假司马，将驰刑及义从千人就超”，且为安抚乌孙，“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幹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之后，莎车、“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徐幹为长史”。永元二年，月氏遣大军攻超，被超困败，其帅“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六年，大破焉耆，斩焉耆王广、尉犁王汎，“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尉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至班超年老讫归，朝廷以任尚为都护代超；任尚向超请教韬策，“超曰：「寒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以罪徙之流众，抚俗殊之群蛮，故以义正人心，却重在教养，以待日见其化，才可渐施以细法，故班超图治31年，都护版图不断壮大，足见其知化、导化、能化、集化之能。若班超者，可谓贤哉！其贤不在勇武术谋之类，而在笃并育不害之德、明于凝聚众心之道，是以守德笃道而成谨厚之器，兼听高明而有开物成务之才，遂能智结于戍徒之诚、力发自群胡之愿，使上重信用、下效死力，集众智群力因成长功。

人君所拔任，皆自以为贤，然重术与重德之结果，差异何其巨大。秦二世胡亥以赵高为贤而受其戮，汉成帝刘骜以王莽为贤而丧其国，皆因不修德、近道，终为大奸似忠者所误；蜀帝刘备以诸葛亮为贤而成鼎足之势，李世民以魏征、房玄龄为贤遂有贞观之治，均是自身明德通道之赐，所以，修身是基础，修身方能知贤，方有知人之明，有知人之明方知贤德之要。

尊者，礼敬而任重、厚信而薄非也，包括对贤达尽礼就之、以礼招之、师然后臣之等。贤人出则大道明，大道明而遇事不惑。尊贤即士无贵贱，德者为尊、贤者居上；《吕氏春秋》云：“位尊者其教受，成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也就是说，对贤者之尊，会促使百姓受其教而效其德行，以使教化远行、政举得彰。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谓“君同则来，异则去”，故尊贤的同时，必须卑愚、不肖，无论愚、不肖者亲疏远近，否则就是对贤德者的不尊，使贤者不近。所以，君王必远小才能亲贤，才会使举措合于大义、权术正于大道。唐德宗怒布衣崔善真直谏宗室李锜逆乱，而致使李锜坑杀崔善真，以致藩镇逆乱横生、贞元道穷；后，唐宪宗诛李锜而褒崔善真，使藩权收敛、“纪律再张”（“剪削乱阶、诛除群盗、唐室中兴”），史称：“元和之政，闻于颂声”。《中庸》析读中讲过管仲之论害霸，其“与贤人谋而与小人议”者，就在于不知贤之所以为贤、小人之何以为小人，这是因小人未必可一眼识破，其祸心包藏也深，甚至未必皆心怀险诐、专私废公之辈，其言行亦求出众与不群，颇有淆贤的似是而非，但以其意邪趣狭，必趋近昧远、效小伤大（核心在失中适而无以能群，更无能长远），故其沮议之言、自异之论，终难以付行或有效（如陆贽之言）。然其意邪趣狭能以明德之深而识，其趋近昧远、效小伤大可以笃中适之精而知，故明德道之精与守笃之坚相维，守笃之坚又是辨贤知贤以至尊贤的阶梯，真明何以为贤，也才可能清晰何为小人。

“尊贤”（包括下面述及的“体群臣”、“敬大臣”），主要不是为了人尽其才，让天下士人有上进之心，抑或鼓励臣工、使臣工乐于用事等，而是由于即便“修身”有成、自己聪明绝顶，也不可能做到天下之理尽明、天下之机尽握，这是因为是非之微莫辨、嫌隙之端难显，人君面对至广与纷杂，以其所施常常难现其自料之果（甚至南辕北辙），就在于不能在纤细之微初而豫知事物之化（也无法凡事尽知其化），故而须将本根之道明、明德之贤佐作为为政的基础，这是凡事不失于大，而能由微见著、以始知化的前提，进而使人君知其智唯当用于兼听广察而度德道之贵一以善抉择上，而不在实理下政的水平。所以必须构筑尚德尊贤的用人环境，才能使明德者近而小人远，贤者敢言而不肖者收敛，否则就难免越兼听越混乱的局面。《吕氏春秋》有云：“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倘若临事缺乏兼听广察以为取舍定夺的决策环境，就说明人才选拔和言路出了问题，此时应调整的重点在选贤和开言，仍不在代下为政（以此可见君道与臣道之别，故曰“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需要注意，法家也主张为君以因道，但因无德道之笃，只能作以术求用的比较取舍，故以察为明、奸贤相混，遂致功败难豫，这是“有功则君有其实，有过则臣任其罪”的治道来源）。所以，只有广集天下贤德议于朝堂、任用天下忠贞理于万机，才能从多角度认识事物全貌而不被歪曲（故必绝小人），才能以全貌审断是非之精而不滞于浅见（故必杜愚者），如此，方能有效贯彻儒家能群的是非观。不仅如此，上之自智，必成远贤幸佞之媒，是自蔽自蛊之始，孙嘉淦尝曰：“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盻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故为上者一旦代行下政，则下必以自愚媚上，愈多逞代政之能，则下愈不知所措；一旦有自是之愎，则每出一论，必有下众之逢迎，持论盈庭，纵有非议者不复敢言，遂致实况难见、民情难知。自是者，任一己之理而不以德道纲常为矩也；“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於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於至微而势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谓也”；于是“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於好恶拂人之性”；而推其所失之由，皆因於骄泰自是。无自是之心，扭于德道则即知其非；有自是之心，无显害于事则不见有过；“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所以，去自是之根是诚心尊贤（亦使自己更贤）的保障，如此才能见微知著、察始知末，辨患于纤细之间、除乱于未成之际。因此，尊贤体敬主要是为了增广君王之智，使君王清厘是非之微而不受牵于个人好恶、受蔽于宵小作祟。也就是说，尊贤、体（群臣）、敬（大臣）是为了精化竞德任贤的选拔秩序，以广开言路来审清事物全貌而精求是非，以维护君立国强之基本，故曰：“尧立谤木，恐人不言，所以圣；秦除谥法，恐人议己，所以亡”。

所以，要通过立仁德中适以正君德（修身），明能群致功以别贤愚（知贤），量功德以定拔黜（事靖功立要在任贤），来实践尊贤。在此基础上，无论采用荐举、科举的百官选拔制度都是可行的。科举制只是人才选拔方式之一（而荐举始终未废），是为了更广泛地选拔人才，也为选贤任能的过程更公平，更能促进贤才辈出的局面出现，但选拔方式只是形，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如何考功黜拔，则取决于所贯行德道之清厘，因能竞德而拔，方有择贤而任，这才是选拔须贯彻的实（核心在统一价值观的践行精度和力度）。

3）君王（及君子）要“亲亲”，目的是通过齐家，垂范五伦，使自家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再从君王之家推而广之，教化天下百姓之家皆能从于五伦秩序而使上下有礼、长幼有序、“诸父昆弟不怨”，从而通过对每个百姓之家的秩序规范，形成以孝悌为基础的稳定而牢固的社会秩序。这里说的亲亲是在修身、尊贤基础上的亲亲，即所谓“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使其好恶同于正俗）”，而非唯亲唯大、任人唯亲的亲亲。汉代外戚专权的局面就源于君王的片面亲亲，而忽视了修身与尊贤的结果，是以爱亲之心反纵骄妄之祸，类所谓“爱子而贼之”者也。因此，亲亲包括亲近诸父昆弟中的贤德者、惩戒不肖者，并力促不肖者向德、向贤。如果袒护、纵容诸父昆弟中的不肖者而使其亦不怨，则必使诸父昆弟中的贤德者怨，因此，宁让诸父昆弟中的不肖者怨，怨其自己无德、不肖，以期能改，此亦为亲亲之中适也。故而亲亲也包含惩戒诸父昆弟中的不肖者，使其向德、向贤的一面。《大学》析读“一家”中讲过，“骄奢起于亲贵，纲纪乱于宠幸”，皆源自“一家”，倘若姑纵诸父昆弟中的不肖者，以其贵幸之资，极易致乱纲常而泛滥酿祸。贞观11年有诏：宗室“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代代承袭”；马周即上疏言：“臣窃惟陛下封植之者，诚爱之重之，欲其胤裔承守而与国无疆也。臣以为如诏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然则何用代官也。何则？以尧、舜之父，犹有硃、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方授，则虽其翰翮非强，亦可以获免尤累”，太宗深纳之，遂罢代袭之制。故亲亲之义仍须笃于中适、以礼为节，既能爱亲于长远，更是率民之垂范；亲亲不仅在平素本德循礼的劝导、防戒、约束，更包括继志、述事之择善。唐睿宗时，韦后斜封之官皆黜，太平公主又以“先帝之意不可违”，而谓“斜封之人不忍弃也”，遂有敕总令复旧职，柳泽疾谏曰：“若斜封之人不忍弃也，是韦月将、燕钦融之流亦不可褒赠也，李多祚、郑克义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独能忍于彼？使善恶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为邪者获利，为正者衔冤，奈何导人以为非，劝人以为僻？将何以惩风俗，将何以止奸邪？”

可见，亲亲是为了从齐家始，垂范天下明于五伦秩序，以倡导推行四德（五常）之道，这也是儒家德教的基础。修身而后齐、治、平，是对君子的要求；而普通百姓则相反，往往从效法亲亲始，而觉于五伦秩序之安，进而悟于四德之是，从而就于仁义规范之化，遂能由近视远、由狭悟广，这也是儒家教化在教育手段和条件很差的时代，能够落到实处、深入人心，得以广行的原因。所以，君王率先亲亲，是在全社会推广儒家教化的开始，以普及儒家四德（五常）的价值观；四德者，仁义礼智也，其核心是仁，以孝悌为始（孝悌之共性是仁），因此，亲亲要推己及人，把孝悌作为准则贯于法令、纲纪之中，以使人人奉行。

为此，要推行孝悌礼仪，既包括敬老爱亲政策、丧祭家祀礼制、孝廉选拔激励的促正措施，也包括对不孝的惩戒、忤逆的刑罚等戒反措施。

4）君王（君人者）要“敬大臣”，是竞德选拔之下贯彻尊贤的具体表现，包括恭俭虚己而能实心委任、把握贵一而不越俎代庖、监察考功而明赏罚升黜等三个方面：一是择贤选能，诚心委重，大胆使用，所谓“官盛任使”。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如金海陵之“每饰情貌以御臣下”）所以，君王礼敬大臣不在表面，而在内心做到恭俭，即在具体措施的效能上，以不自是之危心守于贵一，恭于兼听、俭于己见，使知情者敢尽直言，使谋虑者愿深慎思，进而使具体措施、政令能循德道据实完善、再完善。

二是把握仁政理念、中适大纲，审观其效，辨纲纪之偏；这里不是代臣理务，而是审查臣下令举是否偏离仁德中适理念，是否与核心治道措施相悖等，保证仁政、中适理念始终贯一，各项措施相顺不悖，是君王贵一之务。德道之贵一是人君得以委重放权的前提，上接竞德之选拔，下连对大臣之监察，才能使委重放权尽收同心合力之效而无致乱之忧。

三是考功评价，得其益者勉励、推广、褒奖，察其失者指正、匡复、加罚。

归纳而言，既要礼敬大臣：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君之使臣以敬，臣之受命以庄”；更要敬重、倚重大臣：择举贤达，诚心委以重任，虚心听其谏、用其谋，避免刚愎自用或事必躬亲；还要本于仁政中适理念和社稷万民并育之义，审观其理念之贯一、考论其令举之实绩，以及时纠偏、勉功、正过，才能使天下归于至理、邪僻遁匿。

唐太宗比较隋文帝杨坚与自己执政作风时，有一段著名论述：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元和时的宰相杜黄裳亦言：“帝王之务，在于修己简易，择贤委任，宵旰以求民瘼，舍己从人以厚下，固不宜怠肆安逸。然事有纲领小大，当务知其远者大者；至如簿书讼狱，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为人主之体固不可代下司职，但择人委任，责其成效，赏罚必信，谁不尽心。《传》称帝舜之德曰：‘夫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诚以能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岂与劳神疲体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语哉！但人主常势，患在不能推诚；人臣之弊，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诈，礼貌或亏，欲求致理，自然难致。苟无此弊，何患不至于理”。比较两者（皆有重委任而轻察审之嫌），太宗之言是说君王之务在于选材拔黜、委任责成，虽未述及察审之贵一（选材、责成的准则），尚仍算得上“劳于论人”而“逸于用事”的为君之道；而杜黄裳以为君王应修己简易、舍己从人以推诚厚下（连“百吏能否”之类拔黜重事，都认为是“本非人主所自任也”；敢问：不知任焉知审？不知审焉知效？如此之放任，焉能使下弃诈而自竭？），则已是惑于老释无为、恕恶之说的放任怠政（论人、用事皆求简逸），更谬解孔子所谓舜帝“恭己正南面”，是以知唐藩镇之乱不绝。儒家的“敬大臣”，是指以诚敬之心择贤委任，既不可虚疑越俎，也不可放任失察，必前务尊贤以选拔才德，后务监察以审效责成，其所竞之德、所审之效皆须人君以守笃之德道贵一正之；故《吕氏春秋》对察审尝云：“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不闻矣。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楚庄闻孙叔敖于沈尹筮，审之也，故国霸诸侯也。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宰嚭，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数传而白为黑者，在于没有把握事实的根本；在治政上，就是缺乏德道贵一的判别标准（言之察者，不仅于荐言，亦于民闻、官报、部考之言也；察其实者，审也）。

陆贽尝以选帅任边而谏德宗当“劳于论人，而逸于用事”，曰：“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藉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军，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其间也。夫如是，则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选才，端拱于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后可以核其否臧，行其赏罚。受赏者不以为滥，当罚者无得而辞，付授之柄既专，苟且之心自息”，其选任过程，先察其行能，再以所委之事令自陈规模，进而可全面审其策略措施，并以兼听校其声实，如此可定委任，然后审实施效果核其否臧、察其实绩以行赏罚；其中专以委任责成，而杜各方掣肘之苟且、号令之不一，即所谓敬大臣者也。故又曰“是以古之遣将帅者，君亲推毂而命之曰：「自阃以外，将军裁之。」又赐鈇钺，示令专断。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诚谓机宜不可以远决，号令不可以两从，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因此，为君王之道必“逸于用事，劳于论人”。“逸于用事”是说对天下庶务，须择贤委任而不可实理，只审察其效果，以及是否偏离治道理念（所以立及所行）；不知“逸于用事”，就是以一人之智而理天下万务、以一人之心而虑天下万机，则焉能尽于至理？此人君自好为人臣的自暗自蔽自衰之道也。“劳于论人”则是明德才以知人，务尊贤以选拔，使恰当于任事，并在任事过程中既委重又不弃监察（包括察人以杜务私，察事以审中适）；其所论者，既包括所官者之德才，也包括在历事积累、广察兼听中了解到的诸如性格特点之类的细节，以佐任用，才能使其德才发挥更佳功效，如太宗任房玄龄谋而杜如晦断，以玄龄之周详、如晦之果决也；康熙不以施世纶为按察使而改任布政使，以其偏袒弱者之执而能损官益民也（谕曰：“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搢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穀之事，则相宜耳”；以世纶之损益，康熙料其必有强本之效，遂授湖南布政使，以此见帝之目光远大）。“逸于用事”须以“劳于论人”为前提，否则就难免滑向道佛的无为、恕恶致乱，此唐天宝以至五代的藩镇为乱之根源（如唐德宗误以宥逆、罪己为推诚，实为放任失察，结果是恕恶自危、逆乱昌滋，此以枉己而欲直人也，但正如孟子所说的，枉己者，焉能直人？）。但“劳于论人”是以清厘德道之下的拔人竞德体制的有效运行为前提的，核心仍在德道贵一的解析，再辅以实行、实绩之察。倘若国家笃行德道不清、拔人所竞之德模糊，则贤不肖莫辨，“论人”之察也就丧失其度，结果要么在清静厌政之下走向放任，如杂老释的中唐以后；要么在狐疑自暗之下走向苛察，亦即刘安所谓“以察为明”，此亦明代理学治国特色，遂强君之理以夺臣下之理，更成奸佞逢君、人心离散之祸端。

在德道清晰使拔人竞德有效之下，监察仍须适度。历代的经验归纳起来，首先是巡察谏言之官得便随踪于实官之事务（尤其能使民得以伸诉，故职不可卑、权不可小），否则就会出现“论事初莫得闻，及其已行，又不详其始末，遂事而谏，斯亦难矣”的现象；其次是言官监察弹刺要苛于细务（从心术、行迹，到政举、效果，判断其有失德、伤民之处皆应弹劾），朝廷处治要从于大体（大体者，环境条件的常规、特定之分，动机效果的劾辞、辩词之汇，过失官吏的常态、偶尔之别，及其大功、细过之总也）。言官监察若慎于大体就会“因循为事，莫思举刺”而难当防患之责；朝廷处治若苛于细务就会忠奸莫辨、良莠相混，最终因噎废食、因小失大而难成长治久安之功，此汉代“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唐代“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的用人之道也（注意：不是不察不报小过、细瑕、一恶之类），故齐桓恕管仲射钩之罪而霸诸侯、秦穆宽孟明之败、益厚孟明而卒得孟明之庆，汉文加赏张武以愧其心，唐太宗不念旧恶而礼敬、重用魏征。

所以，“劳于论人”需通过“修身”而明道之所正，使自己具备君王之“明”，立以纲纪、礼法，继以兼听笃大，才能在诚心委任（戒疑越）、察审其效（戒放任）、勉益责失（戒不实）三个方面形成正确的判断和举措，否则都将难求治之至理。清圣祖康熙尝云：“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朕从来莅事无论钜细，莫不慎之又慎”，非言庶务之任，而是察审之功：审事审民审方向（用事方面）、察官察效察作为（论人方面），察审之则皆贯以王道之贵一，此居安思危、生于忧患者也（如汉宣之王霸相佐），因有康乾之长盛。

故有首相之设，以总领百官；三公九卿，以分理经纬；督抚守令，统辖地方。对这些大臣，要建立推诚委任、大事征询、开言从谏、封功授爵、加谥从祀等一系列制度，但也要有军政分权治理之道、礼教财税专于朝廷之法、地方封疆定期轮换之制，同时，还需台官监核、诸司考功贯穿全程。

5）君王（君人者）要“体群臣”，忠信重禄、清求吏治以使天下士人归心，俊才辈出。“敬大臣”是指倚重之臣、肱骨之臣而言，而“体群臣”则更广泛，针对的是整个官吏队伍而言。体群臣并非仅指对群臣体谅、恩赏之类，更重要的是倡导构建亲贤远小、廉洁奉公的官风吏治，所以要善辨宵小、忠义之性，能明贪腐、清廉之源，纠察勤勉、懈怠之由…，率先垂范于亲贤远小、去私奉公、勤勉为政，并在教养结合的基础上，从体制机制上鼓励忠贤勤廉，使忠义之士倾力于朝事，宵小之辈无从用邪。

《吕氏春秋》有云：官吏的“安危荣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庙，宗庙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乱在於有司（官吏）”；这是一个循环：君王安危在国家兴衰，国家兴衰在民之治乱，民之治乱在官吏任使，官吏任使在君王拔黜；由此亦可知，官吏的忠义、贤能、勤勉皆主要针对其职司而言，即其责任范围内的民之治乱之类，而非针对君王个人意志而言（如此才是对社稷也是对君王，最本质的忠、贤、勤，“小忠，大忠之贼也”，此之谓也；故君必先有国、民同一之志，民才有家、国同一之心）。所以，各级官吏的拔黜考功是否明辨忠义、宵小，贪腐、清廉，勤勉、懈怠…，不仅为了考察个人能否胜任其职，还为了树立国家的吏治官风，更为了保障对百姓的治道引领和正德化俗，因此，直接决定天下治乱，天下治乱则决定君王的安危荣辱。

宵小、忠义之辨系于君王操守和国之大道的根本。天下人以类聚，体赏宵小，则忠义之士不至。宋真宗时，重用王钦若而贬黜寇准，就是体赏宵小而使忠义之士饮恨的事例，以致群贤息声、忠贞渐远，所以，才出现澶渊之役名胜实败，不务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而专于天书祥瑞、封禅泰山，开大宋子民勇于私斗而耻于公战的先河。除了投君王所好者之外，乖臣也是宵小的一种，嘉庆帝尝论乖臣：“不敢面诤，退有后言，貌合而情暌，是即乖也；其于同僚，不为君子之和而为小人之同，是亦乖也”，乖臣即所谓两面人，也是混乱是非、侵蚀正道、离散合力之因。此外，对身边近侍，更要严格规范其言行，勿与其论人；魏征尝论之云“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或不通。是誉毁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所在，亦安危所系，可不慎哉！”因此，只有体赏忠义而能贬逐宵小，待下以礼而不惑于亲近，才能使天下忠厚守义之士归心，这是体群臣之首务。

贪腐、清廉之别是为了廉洁吏治，廉则奉公，贪则护私；护私之风成，则朋党生而上下相蒙，如此则君受蒙蔽而民遭祸殃，国势危矣；此唐宪所以诛李锜，嘉庆所以杀和绅也；也是历代均利（抑兼并、去逐利）之根源之一，如汉之徙豪强、初唐之禁售田、清代之禁夺佃等。

勤勉、懈怠之分不在辛劳程度，而在对所管庶务分理明细，各能深察其本而使措施精得其要，抑或囫囵大致、粗管粗放；目的是清厘是非之本，明察治乱于始，遂可因制于微、把握其化。如此，才能精分良莠，赏其当功，罚其当罪，使百僚、百姓心服而无怨，心服无怨则合力成而功易就，由是人情安悦、君威自生。

康熙帝尝云“清官诚善，惟以清而不刻为尚”，所谓不刻，即以忠厚待百姓，使民沐其德而愿受教从化；又曾与张英论居官，英言：“吏畏威而不怨，民怀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是说具备使辖区内下级谨事而任使、百姓怀德而受劝、士子从教而端厚等作为好官的标准之下，最后才是廉。可见，好官须同时具备多项标准，但核心则在促民能群并能汇聚其合力，能群则家国之道一而群策群力，遂对所管庶务之分理，能深察其本而使措施皆精得其要；而清廉只是其心术不务私的保障。

构建明于宵小、忠义之辨，贪腐、清廉之别，勤勉、懈怠之分的拔黜奖惩体制，是形成良好的官风吏治的保障，这一保障又是进一步促进国家俊杰辈出、选贤任能的基础步骤。所以，只有拔忠义、奖清廉、任勤勉，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体群臣”，才能使天下士之报礼重。

为此，总宪领袖（御史大夫或督御史）有典正法度以佐君正之职；朝廷对百官，要有置使观风巡按、御史监察弹劾、诸司考功议叙等体制，以突出德能的考核拔黜；有养廉敬奉、恩馈奖赏、休假致仕等制度，使群臣无家私之忧。

--下接：十、儒学的统治机理的构架（一）儒家治道以对君王的规范为起点（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