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十八、中国历朝统治文化的特色与王朝兴衰的关系-10（唐朝篇3）

（七）权变于义、惟于功利使宋代这个“经济巨人”变得软骨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财政收入和各项工艺发展都达到空前水平的朝代，但却不是一个强大的王朝，相反宋在历史上以懦弱著称。这主要源于君王权变价值观引导秩序文化的变化（与唐代不同，不是因杂入老释之类的价值观离乱，而是以维护君国利益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变化）；这种变化始于太宗，成于仁宗，之后诸帝又以功利是趋而不断强化。自五代以来，王朝短祚，天下分崩，彼此无道相伐，且汉胡交杂，人们因自然观变化浸蚀，致使价值观也出现了巨大变化。汉代和初唐时代，在儒家文化的引导下，士夫君子普遍认为笃于仁德、坚持中适是上顺天意下合民心而成为天子的必由之路，进而率笃教化、普及贵一，是以淳德正俗、大聚民心，遂由能群而致国强，最终自然战胜各种困难和敌人，也才有汉朝之驱匈奴、并西域，初唐之擒颉利、降突厥，不断创造物阜民丰的盛世；这些都为华夏大一统的巩固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经历了唐中以来的老释之兴，尤其是玄宗一朝由开元至天宝的跌宕，及后帝勤政亦无力回天，使人们对天道的认识愈加脱离儒家伦理观，而普遍认为有超自然力量在掌控一切，盛衰穷通皆非人力所能致，人不可妄度天意（或者说公理正义也未必合于天意），所谓天意难测、否泰无恒，穷通有运、祸福无准之类，这是因失去中适把握的能群根本，导致无能判明事物的发展方向（未来变得不可控和不可知）；为防范莫测，遂以集权抑解臣能、维君先于维道、利国凌驾利民…，从而造就了宋代的权变实用价值观（也使儒学入歧而生天理并于宿命的理学）。其由来之源仍是虚化自然观促成了价值观弱化，以至日益成虚；故在老释的杂引、误导下，儒家修身也转为守己以顺天命的修福而已，进而完全模糊了儒学的能群本质，而使士人愈发流连于其表面的清修，也使是非观兼容了老释的谨守自身、善恶同悯而无为于分外。于是，越来越多的贤士大夫倾向于施仁行善仅只为谨守自身以安天命，而少了舍生取义的大勇之节、多了为保身而向势大者退让的懦弱之气。故在价值观弱化之下，偏离了民心当来自价值观统一、化成于家国一体的根本要途，使宋代所谓“得民心”始终以施惠以邀民从为途径，从而促使国、民利益逐步转向对立，也强化了诸帝惟物力恃强的观念。宋初的由乱到治之际，民从颠沛饥寒到安定温饱，故这种价值观导向的危害尚不明显（由乱转安时，施惠以要民从往往也是儒家率民的起点，但绝非久恃之道），但随着天下安定，上不知纲常应守之度，下逞智勇以趋愿各异，逐步加剧了财富国用与民用之对立、举政宽仁与威猛之失当，促成并巩固了宋代以权变价值观图治的理念，也成为最终理学诞生的土壤。与唐政之疏相比，宋政网密而繁，以至民为逃赋而弃产舍家，却仍难免被捕回；方田、均税等复杂政务，可以帝意随时而起（却总因豪势之家煽摇，半途而废）；不仅盐业以官粜为主，且及神宗变法，市易、均输等高难商务也作为政务相继铺开…等等。

太祖承天下于海内分崩、四方割据的时代，明白五代短祚的原因在于人无固志的逐鹿相争而致民失所恃（君亦无民可恃，上下竞诈力相伐），所以，登基后的建隆到乾德初，暂息四方战事（只讨叛），着力恢复民生，续循周世宗均括民田之法，通过度田、均户役、兴修水利来规置县乡、安置人口，尤其重视县官对百姓的抚劝，“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县令考课以户口增减为黜陟”；对灾害赈济也比较及时，从而安定了人心、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并且，大力倡导孝悌，重教兴学，全面推行科举选拔，常躬亲复试进士，尤重通儒家明经者；清严吏治，强化监察机制、允许告讦，显著改善了地方自专局面。在境内民气渐舒、国力得长之后，乾德2年底终于开始了四方讨伐，先取富庶的西蜀，再重创北汉使无后顾之忧（开宝2年），然后再大举南征，平南汉（开宝3年）、灭南唐（开宝7年），吴越纳土，遂一统江南；没有急取北汉，反映了太祖对与契丹直接开战的慎重（太祖尝与赵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太祖是之）。在征讨的同时，积极涵养归复州县的民力，除减杂项税赋、鼓励树艺垦荒；更重视孝悌教化，不仅屡颁赡养、省疾之诏，亦按民户比例荐举孝悌彰闻、德行纯茂、奇才异行者。如此，百姓复得属家之安、人心渐有伦常之恃，因以重置能群，为一个稳定朝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同时，宋代大为强化了监察及制衡体制，设置中书省、枢密院分掌民政和军政，又以三司计相天下财赋，彼此互不隶属，且职官权司广为牵制（“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太宗又置考课院，后称审官院以分中书之权）；地方则以监司制衡牧守，“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在职官体制上改革了唐代地方权重的弊端（除给事、御史等台宪官外，还有发运、转运、提刑、提学等监司，及敕调之通判与巡察、审推官等制）。但因诸司职权以敕调掌差遣，以及牵制过度的机制设计，又渐使务本而见远的中正者鲜有作为，而佞巧于功利的奸幸者却易于专柄（佞巧者能更得帝心，也是对帝务权变的逢迎）；为防止节帅专兵而实施的更戍法，则又弱化了兵将关系，削弱了将领的指挥权，成为宋军战力下降的原因之一。此皆所谓“过犹不及”者也。

可以说，太祖时代，取西蜀、灭南汉、平南唐、伐北汉，颇有再次大一统华夏的气概，但其倡导告讦，虽有助于治乱察逆，然不抑悖德趋利之害，就偏颇了垂范之风和淳化之教；其除藩镇留州之法，虽一改中唐以来藩镇专财的格局，却因广兴征伐之耗，而不足州县之用，既以埋下了地方苛取、后帝恃财的隐患；其杯酒释兵权、推行更戍法，实行将兵分制，更是一种为维护君权而对大臣的恶人推定，其中显见忧心于唐以来的藩镇乱象，而对重臣不信任的成分（随着国家安定，当以价值观的统一，强化能群，分析权用，以监察稽核制衡、以竞德考功升黜，确保贵一之专,作为防范的正道）；观太祖一朝，虽倡仁德教化，却未强化、垂范于价值观之贵一；虽立拔人竞德之制，却仍贤术用而重资年；宋兴自均田始，却未得推广，而官势、贵戚之封日重，特权日显；故亦颇异于两汉、初唐的齐万不同之开创（以术用代德教之处始多，遂在促进能群的同时，又多反向相抑之处）。特别是将兵分制的措施，虽然在体制上基本避免中唐以来藩镇为乱的可能，但也促使军队的作战能力下降，给朝廷带来了更大的危害（止小害而生大害）。

太宗治承太祖，进一步强化了监察制衡和人才选拔体制的建设，定期按察、按问各地狱讼、官吏能否，擢奖贤直（如寇准、谢泌等），复给事中封驳（对诏令提出异议）；诏诸司奉行公事不得辄称圣旨，要以便民惠民为任，巡抚诸道，有可惠民者得便宜行事；重视教育，屡幸太学，听习讲经，每每亲试进士、诸科举人。同时，对民生注重实效，停采珠、罢榷酤，复鳏寡、恤孤独，宽刑狱、置常平，最值得一提的是雍熙4年，送各地行医人到太医署校业，既提高了民间行医质量，也为宋代中医学的全面发展作了铺垫。

但观太宗一朝，虽屡出恩诏劝济，但却虚多实少，以致逃田始重、旷荒渐多，终酿西川之乱（史记中德音虚多实少，源于宋代史馆记注多所修饰）。对外方面，起初（太平兴国4年）在平灭北汉后，想进一步收复燕蓟故地，却被辽（即后晋时的契丹，后晋宗主国，册封晋又灭晋）大败于高梁河；雍熙3年，再次大规模伐辽，结果又在幽州歧关沟大败于辽。伐辽复土是攸关民族大义和国家未来的重大系统工程，战端本不应轻开，更不应轻弃，当如清圣祖之谓诸将：“攻罗刹当期必克，倘谋事草率，将益肆猖狂”。而自太宗起，宋帝始终失于持重自强和审时度势，可以说，既无汉文景武三代对匈奴之审慎筹谋、及至昭宣的促其向化（至东汉，虽然匈奴已远非汉初可比，然仍有明章之恒力不懈），也无唐太宗对突厥之深度了解、对兵心民心之凝聚以及所拔将帅之智勇，却总欲靠投机取之（终至徽宗联金伐辽遂为金所虏，理宗助元攻金终为元所灭，足见宋之治守毫无纲常，只有功利，内无自强之志、外失审度时势；相比汉武联西域驱匈奴，其智虑甚浅矣，与武能诛远、文足化夷之汉宣更遥不可及。这也源于治乱兴亡不因其本而苟于权变的价值观变化）。太平兴国四年，才平刘继元，即毁太原城，“移治于榆次县”以“虑其恃险，徙州治焉”；于是在榆次筑新城，“尽徙余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后又以故城父老不愿入新城，于太平兴国五年四月，“壅汾河晋祠水灌太原，隳其故城”），可见相比涵养民本，太宗更重眼前功利之图，宋政之权变由是始大。如此大耗民力，又迫民颠沛不安，再加伐辽征输之繁，两河百姓又焉能不大失望于宋？以此知其伐辽之必败。其后，赵普等开国元臣忧于太宗贪功之心必致为祸，故对二次伐辽，上疏谏曰：“望陛下精调御膳，保养圣躬，挈彼疲氓，转之富庶。将见边烽不警，外户不扃，率土归仁，殊方异俗，相率响化，契丹独将焉往？陛下计不出此，乃信邪诌之徒，谓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乐祸求功，以为万全，臣窃以为不可”。后至战败，太宗却归责主将，答赵普曰：“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米信等顿于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俟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远门斗，速取其郡县，更还师以援辎重，往复劳弊，为辽人所袭，此责在主将也”。然而，二次对辽战败后，太宗不去总结自己始乱终弃的失败教训，也不深入考察北鄙胡汉民心向背的变化时机，内修文治外振武备，而是变得不敢言战，史称：“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致使高丽不救、女真属辽）。这种变化并非国力对比的应有变化，而是价值观的作用使然：由于宋是通过兵变取得的政权，而太宗本人的即位亦有存疑，使其对自己君权天授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心多顾虑（君权能得天予，不在以往之渊源而在当下之德守，故曰“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诠释的仍是成就能群是君立之本。然历代仍多有不明之君，因惑于自然观，总脱离当守之道而忧惧所谓正统性，此王莽之类也），所以，在两次大败于辽后，不从战略战术上总结经验教训，却弃自己“恢复旧疆”之志，转而厌兵。而对西边戎狄，则干脆采取退守战略（以备契丹），颇失民心、军心，淳化间“密诏废夏州，隳其城”，河西行营都部署李继隆命秦翰与弟继和入奏，“以为朔方古镇，贼所窥觎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贼；并请于银、夏两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冲，且为内属蕃部之障蔽，而断贼粮运。皆不报”。同时，不明儒家德道是能群根本，仍以儒学为术学。魏丕本儒生，廉干有能，为周世宗、太祖所重，“端拱初，迁度支使。是冬，出为黄州刺史”；还朝，丕“自述愿授台省之职。太宗面谕曰：‘知卿本儒生，然清望官奉给不若刺史之优也’”；是以其守笃民本之掣肘也。张洎以博通坟典事李煜，因佞巧而恩宠第一，“在江左日，多谗毁良善”，及宋军围城，洎为每引符命云：“玄象无变，金汤之固，未易取也。北军旦夕当自引退。苟一旦不虞，即臣当先死”；既而城陷，却自废死诺；此无德之小人，明矣。归朝后，以其善于揣度人主之应变而蒙太祖宽贷（其言“犬吠非其主，此其一尔，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之虚伪，以“李煜既归朝，贫甚，洎犹丐索之。煜以白金摐面器与洎，洎尚未满意”便一目了然），却未受重用；及太宗即位，不考志行，见其博经通史、虚言符命，以为硕儒即加升用；且从兴国四年，张洎出知相州、再徙贝州、又知相州，“部内不治，转运使田锡言其状，代还”，已知其全无治才，太宗却“以其儒生，不责以吏事，诏不问”，反重用于台省，并誉之以“江东士人之冠”、“翰长老儒臣”，遂擢“参知政事”；所谓好建议者，一如吕端言“洎欲有言，不过揣摩陛下意耳，必无鲠切之理”；终以诋毁排摈苏易简、吕端、寇准诸贤，搅乱阁辅，致君相多有不协。从魏丕、张洎之任，可知太宗不欲用儒道为治，而以假通占推、能述坟典之辈为相，基本类于南朝之崇儒，也可见宋代用人失察于志行的特点（其后，真宗云“儒术汙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导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以儒术之应，绍前朝之崇儒，也只有礼乐交举了）。同时，太宗即位伊始就“命诸州大索知天文术数人送阙下，匿者论死”，除朝廷留用者外，其余皆黥配海岛，并诏天下“禁天文卜相之书，私习者斩”；到后来至“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更以遭构贬殁，从赵普一句“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可知实帝属意焉（“初，昭宪太后不豫，命太祖传位太宗，因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太宗尝以传国之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廷美遂得罪”）；而且逢灾害频出、祈祷弗应时，屡诏：“朕将自焚，以答天谴”之类，都足见其对天命论的迷信，相比前代以省政修德之实来应对灾变，亦可见其权变之虚（前代灾省多有修政，以至唐文宗请宰臣“自选贤明之君以安天下”）。这些都反映了太宗对自己君权天授正统性的怀疑和畏惧，而这种疑惧又催生了作为他维护的第一要务是自家君权而并非仁德正义的守笃变化，相沿而下，逐步造就了诸帝置德道于虚而图功利为实的实用权变为治。这是宋代价值观大异于汉唐的根源，不仅是价值观的内涵，且守笃之诚也大为不同：汉唐时代认为，君王因率笃仁德中适，使其德足以安乐民，也必得民之拥戴，才有天予之能而成为天子，故而江山稳固（根源在于其深明仁德中适可以能群通统盛衰根本）；而此时已变成：维护君权是核心，并围绕此核心急实用、务权变，而秉持仁德正义只是劝取上天和民心信任的手段，因此，只要能维护君权稳定，不仅是仁德正义，其他手段都可以用，遂使宋政频多视近不见远的功利之选，尤其是惟物力恃强（不知何以通统盛衰的只重功利、顾眼前）。太宗以来，王仁赡掌计司殆十年，及至以“恣下为奸”获罪，“怏怏成疾，数日卒”；其后，帝因言及三司财赋，谓宰相赵普等曰：“王仁赡领邦计积年，恣吏为奸，诸场院官皆隐没官钱以千万计，朕悉令罢之，命使分掌。仁赡再三言，恐亏旧数，朕拒之；未逾年，旧获千缗者为一二万缗，万缗者为六七万缗，其利数倍，用度既足，傥遇水旱，即可免民租税。仁赡心知其非，颇亦惭悸，朕优容之”；可见仁赡聚敛，不仅太宗知之，且朝廷颇受其利，而帝发此语，不仅把枉法增敛的罪责推给了仁赡，而且还给自己树了一个优容臣下的名声。时契丹屡有内寇，太宗尝谕以农战之旨，陈恕对曰：“古者兵出于民，无寇则耕，寇至则战。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给县官，若使之冬持兵御寇，春执耒服田，万一生变，悔无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数日，果有诏，止令修完城堡、通导沟渎而已，营田之议遂寝。不难看出，此时宋廷已缺乏民心可恃的自信了（聚敛于前、利驱于后的以利使民之政已多，而自知人心之摇；确比神宗、哲宗有自知之明）。相比明清之初以屯田安置兵员，“计兵授田”以赡畀军，可知能否由募兵转屯兵，不在募、府之制，而在人心之凝聚的程度（尤其清初安置绿营，全是由募转屯）。以上，不难看出太宗为政实用权变之广泛，但太宗朝尚只是因疑惧君权天授的合法性，出现了权变价值观的实用倾向（仍与守正多有反复、博弈），这种倾向随着立朝日久，正统性的疑惧逐渐消除，而代之以对国运盛衰的忧虑，使其权变的核心转为维护君国利益（而非万民利益），至仁宗则成型为秩序文化，并随后代诸帝的不悟根本及苟安怯懦之心而不断强化，诸如把以向辽纳岁币而终的澶洲之役说成大捷，把承认西夏并向其支付岁币、仅因元昊上表称臣而举国欢庆，及以聚敛希图收复幽蓟、灵武，乃至南宋把自毁长城、与金搆和当作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石…，都是以维护君国为核心之权变秩序文化作用的结果，且在丧失了儒家能群哲理的教化之下，使越来越多的士大夫笃行为常了。但总体而言，宋代的实用权变是未能通过维护万民利益来维护君国利益，反把维护君国利益置于万民利益之上的权变（但仍不是固执一己之理的仁义修饰，如明代诸帝所为；其差别在于宋帝尚能涵容一定范围的士大夫之理，虽然这种涵容并不及于普通百姓，然仍使其权变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明帝则在理学治下，更加执定一己之理，也就比宋代的是非抉择更趋于个体性了），其初并非虚伪，只是在天意莫测、否泰无恒之下，心无所守而又自以为是的权衡抉择（不似汉代初唐能坚守于德道；也是唐中以来杂老释而渐入迷茫后的延续和深化），既想仁心爱民以凝聚人心，又忧虑财货不足，恐难应对不虞；既知方田、均税对促进生产的重要作用，又担心累朝以来豪势生怨为祸；…。归根结底，还是执德不明、信道不笃，故难以清晰认识能群对国力的支撑，以及民心与财用之间的相生互促关系，于是，在不断的患得患失中，得之愈少、失之愈多，终使这种实用权变越来越走向虚伪。

真宗算是仁厚之君，能宽恤百姓并普及州县办学（为仁宗诏命天下郡县建学奠定了基础），知“君之难，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但也是个厌战求安之君，以至虽亲征澶洲取胜，却以每年向辽纳岁币收场（使宋辽之战启于轻开、终于纳币）。同时，真宗对天命论的迷信又超其父，甚至自作于伪。澶洲之后，寇准因主张乘势收复燕蓟故地而被疏远，而王钦若、丁谓等钻营之辈任相用事，于是“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其始，受王钦若之惑，以为“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以涤耻澶渊的“城下之盟”（“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所谓“孤注一掷”之说，不过怀安之辞耳；而论与契丹之盟，除岁币之条，其它未见有辱，若果以之为耻，就当审时度势，息战劝农、率笃儒教，只要国力提升，战力必强，契丹焉敢再望岁币？或直接停付，备战亦可，何至上演如此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所费及劳扰岂止岁币百倍？而天书祥瑞“以人力为之”，既无神谕实迹，又不停岁币，心智正常者又焉能以此涤耻？可叹帝不知德道是能群之本、能群是国力之源，故其听受难知取舍，竟被奸徒一句“城下之盟”所惑至此，再言“君之难，由乎听受”又有何益？《宋史》亦进一步推测：宋之君臣，因知契丹尊天敬地之习，“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也就是说，有邀天宠以抑契丹的意味，这显然是不思修本以制敌的邪道末计，从中得见宋帝权变实用作风的加剧，进而造成了宋代礼制祭祀的高度混乱，不仅各教皆纳、历代无别，且民间诸神以至历史名人、山川河流统入祀典，几乎到了无神不祀的程度（反映了其图神祐之欲的强烈）。对西戎，仍继续太宗的退守政策；初，太宗废夏州，李继隆请城镇戎军，朝廷不果于行；其后，李继和面奏曰：“平凉旧地，山川阻险，旁扼夷落，为中华襟带，城之为便。”太宗乃许焉，后复不守。至咸平中，继和又以为言，乃命版筑，城毕，加继和领平州刺史。继和遂建议募贫民及弓箭手，垦田积粟，又屡请益兵，朝议不许。另外，真宗的仁厚与求安，亦颇有唐中后姑息苟且的求静之风：当邵晔上报邕州至交阯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图等战略资料时，真宗却说：“祖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地，苦劳兵力”，其后“安石用事，始求边功”，因萧注、沈起、刘彝等起交阯之衅，于是交阯“率众犯境，边陷廉、白、钦、邕四州，死者数十万人”，虽原由萧沈数人不自量度之失，然罹祸至惨，也良由所备不善故也（相比：西藏初平，康熙帝即诏：“大兵入藏，其地俱入版图，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应即考订明覈，传信后世”）；麟府路对当地社庆族经常袭扰其他部族的恶行，向朝廷请命出兵讨伐，真宗却说：“均吾民也”，不许出兵；《春秋.左氏传》尝云：“仁而不武，无能达也”，说的就是不能惩奸除恶之仁（即恕恶而仁、以仁报恶之类），无能达于能群之致功，终必自损而无以立。宋于内政、外交多有恕恶之仁，其本质却是为求王朝之安的行于苟且。在外，则使诸夷以我软弱可欺，而求取无厌；在内，则百姓恃强凌弱、私斗相争不断；从而使宋王朝在养育、抑害皆不求其适的环境下，越来越丧失了“王天下”的海内共主威望和气魄（基业越做越小）。

仁宗嗣位，章献太后临朝称制11年，“天下晏然”。及亲政，恭俭仁恕，视民如伤，然少察理之敏、见远之睿，更乏笃义之坚；其求治，常不论于至理而顾及非议，闻善策良谋，往往始明其理甚听行之，但不能坚守义理以贯之而惑于眼前，故一旦遇人沮议，则很快改弦更张，使忠言良谏虽信而少能终者，是以朝令夕改、轻率废置（本质是不知循本为大为远，因而围绕近利得失的权变，遂引动上下各异视角、危言相竞，致纷更不绝），故帝虽拔擢人才俊众，却难补社稷之阙。时朝廷已积讳战之习，对西北战事，总忧征讨之浅患（主要是敌之莫测、兴师之劳费），不思安边之长功（从设防劝农的自强，到和融化夷之宁边），以仁宗之性好（其性，优柔也；其好，求安也），自然只能行夏竦之短策，而废尹洙之长谋（与前代息兵权和不同，仁宗的息兵不是为了休整蓄势之类，而是尽量偃武，故与西夏和成后，即罢武举、减戍卒、废关梁等），遂使息战宁边之心，总酿资敌助乱之祸。当时边地广袤却了无所耕，致使军输劳远、耗费倍巨（北宋始以河北为边，其后隳灵弃夏，复使关中成边；河北、关中皆前代中原重耕之土）；西夏忽叛忽臣、寇扰不息，辽人亦常乘隙，故而西北戍兵不敢稍减，却疲不能战。这是太宗以下，贪于侥幸而不为长治之弊的进一步恶化，终使元昊能得益其间，而中原输供疲困已显。叶清臣尝论之曰：“屯戍无术，资粮不充，穷年畜兵，了不足用，连监牧马，未几已虚。使蚩蚩之甿无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忧大瓠之穿也。今羌戎稍却，变诈亡穷，岂宜乘即时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将泰然自处，则后日视今，犹今之视前也”。试想：若能一革前政，仍效范仲淹经略陕西延边之法，因地设关置卡，沿河筑城造田，广招各族边地流民（包括汉、蕃、纥、羌、夏等），助以耕种之资、汉农之技，扶其生计，秉去功利之政，孰不乐安而恶战（范仲淹知延州“用种世衡策，城青涧以据贼冲，大兴营田，且听民得互市，以通有无”，“又请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于是羌汉之民，相踵归业”；及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仲淹为羌人立条约法，“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后又与韩琦共同经略泾原、秦凤，“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可惜仲淹之规不仅未能延边扩展与持续，且至元昊请和，即刻废关梁、减戍卒，更张其策）？再晓以荣耻、教以礼义，必化敌为援，则守兵不必多而边关固，输费不必繁而夷民定，久而承平王化。这是边地以用为务的治理之道，汉魏以此所以固边、和夷者也（亦类明初之开中、清代之边垦）；如此，元昊纵再有煽动之能，亦难成大寇（且作为首领长期违拗部众之心，则势必造成彼此猜忌不协，不仅会加速部族内部瓦解，如唐之北突厥，且元昊本人也难逃吐蕃论钦陵之覆轨。则天时，吐蕃大将论钦陵屡败唐军，后以其欲统兵专制，不欲归款，“自是数年间，吐蕃君臣果相猜贰，因诛大将论钦陵”）。但宋代对内尚乏劝教之能（虽广设学校，却因上务权变而失中适之笃，遂使教化成虚），对外也只能始终坚持边地以守为务，守、用之别显而易见：用，则蓄民、进业、兴教、化夷、充物资、便交通，如此，实力自见、守无虚费，而四夷不敢觊觎；若只务守不务用，则累耗国财，甚至为保边之费而行聚敛之政，罹害中原内地，最终只能为李德裕安西、北庭之弃；且宋边政亦苛，以至归顺边蛮也难以久附，屡生逆叛，反为元昊之援，遂使西寇之患愈凶（后哲宗不明，遂加大聚敛以供平戎，终更丧人心、颠覆国本）。

遗憾的是，历经了太宗、真宗两朝，退守政策几成惯例，面对西部闲荒土地，朝廷却以“恐召人耕种，西蕃惊疑”为由，屡废屯田；是以资敌渐强，关中亦渐成荒鄙。至仁宗，为求得谨守与安宁，其权变进一步升级：宝元元年12月至庆历3年正月的6年间，西夏元昊反叛，多次犯边，朝廷只令陕西诸路严守边备，不得主动出击，贼至则御之，完全是被动挨打的状态。其间发生3次较大的战役：康定元年9月“元昊寇三川寨，都巡检杨保吉死之，又围师子、定川堡，战士死者五千余人，遂陷乾沟、乾河、赵福三堡”；庆历元年2月“元昊寇渭州，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败于好水川，（任）福及将佐军士死者六千余人”；庆历2年闰9月，“元昊寇定川寨，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战没，诸将死者十四人，元昊大掠渭州而去”，最终以承认元昊的西夏国政权并每年向西夏“岁赐银、绢、茶、彩，凡二十五万五千”换取元昊称臣而收场。前代制夷只见过以德化服、以力威服，还从未有以财贿服者。这个结果决不是宋朝和西夏的实力较量的自然结果，而是宋朝软弱退让、谋求安定的又一次名胜实败的妥协（熙宁末，神宗谓辅臣曰：“元昊昔僣号，遣使上表称臣，其辞犹逊。朝廷不先诘其所以然而遽绝之，纵边民蕃部讨虏，故元昊尝自谓为诸羌所立不得辞，朝廷不得命，不得已而变。西师亟战辄败，天下骚然，仁宗悔之。当元昊僣书来，独谏官吴育谓难以中国叛臣处之，或可稍易以名号，议者皆以为不然，卒困中原，而后岁赐，封册为夏国主，良可惜哉！”）。正是看到宋廷的软弱，庆历二年3月，契丹要求宋朝割地，全赖富弼等贤臣艰苦周旋，终以增加岁币了结。自仁宗始，面对西、北戎狄的寇掠与侵扰，被动防御几成定制，出离此者皆被斥为生事（无论出兵还是屯田），因而也就再无安边、宁边之善谋良策。这其中既有忧虑征讨之难的成分，更多还是恐失君权通统的顾虑，在民心、兵心皆不足恃下，一旦边镇财用得以自足，则忧其自重为乱（故各类营田只为应急，从不图远）；一旦将帅长期掌兵在外，则惧其危君之莫测（澶州之役，真宗亲政，以军事委寇准，与辽相持十余日，毙其统军挞览，辽“乃密奉书请盟。准不从，而使者来请益坚，帝将许之。准欲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许之”，可见即便在帝亲征时，朝廷也有对掌兵者拥兵自重的非议；至南宋，熊克仍言“中兴之际，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将权难收”）。从此，宋之权变始终没有脱开维护集权的君国利益之核心。另一方面，仁宗和他的先人一样相信天文术数，不仅诏司天监对各地所奏灾异按照占卜的结论向他解释，还命令司天监天文算术官不得与臣僚往来。

英宗算是个仁厚崇礼、知义之所律在己不在人的皇帝，当属居上宽厚之君。曾因雨灾责躬，学士草诏中有：“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英宗看后说：“雨灾专以戒朕不德，可更曰‘协德交修’”；休息养民，重文通史，临政每决必鉴于朝例、古治所宜，深明体敬大臣之礼。但皇命短祚，仅四年而崩。

神宗以前，宋代君王的实用权变价值观，所导致的模棱是非还主要体现在军事外交层面，因软弱求安而对外退让、枉己直夷；但因担心天遣、唯恐天不祐宋，故对于治民，仍尽量克己奉天、与民休息，使儒家治道逻辑至少在表面尚得维系，虽然为了用度，也屡下增赋进赏之诏，但仍能节敛有度，不求大盈广积。农政虽已见苛，仍尽量维持对百姓的利益兼顾，把安民富民作为巩固君国的保障，而不相对立；但与汉昭宣、明章及唐贞观诚心率义的贯一、精求中适之不辍已大为不同，宋代的与民为善不笃务本，而是有鉴于蜀乱、惧再生祸变之权，任善谋良策一遇群议旋即更张，实用色彩明显（太宗因苛敛而致蜀乱，西川都提举捉贼使石普尝驰入奏对，曰：“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宜稍蠲减之，使自为生，则不讨而自平矣”；“帝许之。普即日还蜀，揭榜谕之，莫不悦服”），然确也使历朝诸帝施政尽量示以宽仁；与民为善的举措体现在：助耕蠲税、赈灾济困、劝学举贤、表彰忠义、宽刑省狱等各个方面。同时，也因数代息兵偃武、少耗民力，进而也使宋代人口总量亦曾达到不亚于唐代的水平，大观末人口4673与唐开元末的4814万，大体相当。然而，宋财政收入则远超唐代（唐代大历改两税取代祖庸调后，至“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宋代总岁入，太宗时就已“国家岁入财数倍于唐”），反映了宋代治税在宋初就已迫切、苛厉于前代，故大观户数竞达开元的2.5倍（宋代按户等课税，后又不断增加按户等征项，如免役钱；无论劳力还是资产的增加，都会导致调高户等而增加赋役，然析户也有新增税费，百姓只能两害相权取轻，故户数远超前代）。诸帝之如农师辅耕、官贵限田、招民垦荒、方田均税等兴农安民政举，或半途而废，或因名实不符而遭抵制；咸平中，陈靖为京畿均田使，“分县据元额定税，不得增收剩数；逃户别立籍，令本府招诱归业；桑功更不均检，民户广令种植。寻闻居民弗谕朝旨，翦伐桑柘，即诏罢之”（表面上，陈靖为均田使，招逃归业、劝民植桑，且条件宽优，而百姓翦伐桑柘以待，说明了朝廷屡屡以劝农增产为幌而加大苛敛，已失信于百姓）；天圣中，吕公绰知郑州，尝问民疾苦，父老曰：“官籍民产，第赋役重轻，至不敢多畜牛，田畴久芜秽”（可知宋代量民财产按户等征税之苛，已远非前代什一之类的百姓可承受之负担，以此知桑柘也必入产籍。虽公绰为之奏罢籍牛，但也难持久）；嘉祐中，刘挚历冀州南宫令，“县比不得入，俗化凋敝，其赋甚重，输绢匹折税钱五百，绵两折钱三十，民多破产”（低价折买也是宋代的主要苛敛手段。“挚援例旁郡，条请裁以中价。转运使怒，将劾之”，挚遂告于朝，三司使包拯奏从其议。若非包拯时为三司使，则刘挚恐得罪）…，可见，虽人口尚得相当，但北宋百姓生活远比唐代艰难。治平中，张昪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许州，“欲兴乡校。既具材计工，又听民自以其力输助。（阳翟县）邑子马宏以口舌横闾里，谩谓诸豪曰：‘张公兴学，而县令乃因以取诸民，由十百而至千万未已也，君将不堪。诚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诣府宣言：‘县吏尽私为学之费，又将赋于民。’昪果疑焉，敕县且止，又揭其事于道”；和平时期乡里办学，自汉以后各地绅民无不踊跃促成，然至治平，乡绅却相信办学必让县官多为榨取，故宁愿止役；上级牧守不加按问即认为当有其事，而停办学校，并榜文敕告，遂使奸徒煽惑其间，充分反映了当时百姓家、国同一之心的弱化，及吏治的污浊。故朝廷屡颁轻税宽免之诏、谕州县勿苛，而民弃田匿舍逃亡从佃；均赋总言扰民而罢，限田又以不便辄废；论其根由，皆在诸帝务求实用的权变之心，虽爱民劝业之声不绝于耳，却既不能均利安民以维长远，亦未以垦荒增赋而宽裕国力，使各项农政了无实效。是以致天下垦田，“开宝（太祖时）之数乃倍于景德（仁宗时）”，可见天下隐田之多；而“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则知逃田旷荒已重；缘何裨益之举屡废，而恩诏总不加泽于百姓？原因有二，一则上之急功利、务实用而虚以宽言，下则知求进之实而竭苛力催也；二则宋代官、势之家多得蠲免，且举足轻重（不似汉代、初唐屡打豪强、抑兼并）。如此，从佃豪势之家，反成下层百姓的谋生之道，既失财货均利之实，自难凝聚人心。但无论如何，熙宁之前，朝廷督课仍以劝为主，只是已多有务盈、使诈之策。而至神宗之熙宁，赋役之厉，则全面改劝为迫：劝民栽桑，有不趋者，则仿屋粟、里布为之罚；民逃田归业，责以纳课相保，遇再逃者，即由保任输税，其结果却致逃户愈多；及元丰初，“户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绝税役，江、浙所得逃户凡四十万一千三百有奇”…。所以，宋代田赋水平虽高于汉唐（建炎五年，广州州学教授林勋献《本政书》有云：“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可知北宋亩税约十取三，大体国初多有蠲减，熙丰后多有增益。但这只是法定税额，而额外加摊并无常法、因地而异，且征管逾法，州县每欲取盈，行倍刻之敛），然官势之家多得恩免，其赋额摊移下户（郡县总额往往不减，蠲免之额须分摊下户，也是宋代计赋的特征），致民不堪赋重而逃田者众，遂所收愈损，以致《宋史》云：宋“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

另一方面，“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使百姓的文化水平也冠于前代，从而在儒家自然观质疑愈广的背景下，激发了旨在进一步完善儒学的探寻，遂掀起了宋儒集注经书的大潮。但在拔人选才上，却并未沾得其益，既有诸儒皆失能群本旨、只务形修的入歧因素，更原于诸帝务功利、求实用的选拔取向。宋代用人之失，太宗以下，首先在选拔流于形式而贯彻权变之实，故屡屡为奸逢迎、排摈正直，加上以敕调掌差遣和牵制多端的职官体制，造成得帝心者方得实权的结果（遂使中正者鲜有作为，而幸佞者却易于专柄），其根源仍在于诸帝的实用主义价值观。

同时，上不知纲常应守之度，务实用而虚仁民的权变，必致法失中适之义，亦属恕恶之仁。而真宗以来，恕恶之仁愈广，因屡见治道偏于中适、教论悖于义理，是以宽猛失当、恩威无序，以致下逞智勇以趋愿各异，《宋史》亦云法宽之滥：“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景祐中，言者以为：‘三王岁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兴兵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疏奏，…第诏：‘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然亦未尝行”。于是，势家恃强能罢限田务兼并、豪民仗势敢挠方田废均赋，泼皮因法弛常为患于市井、盗贼恃律缓多啸聚于山林，虽仍有疾恶悯恕、严而不残如陈希亮之良吏，却已少之又少，使宋政逐步走向宽以待强、猛以制弱，或者说宽以待强的持续结果必然是猛以制弱，不仅无法普及仁德正义，也离散了百姓家国同一之节志，而且趋愿各异之下，终致民不可使（把施惠以邀民从当作得民心的方向，就成了趋愿各异的功利之选，遂聚敛于民在前，以利驱民在后，不仅民不可使，且致朝廷空乏日甚），反而催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怨散之心，自然难求国力之强（这是汉代构建礼制激励体系、贯彻价值观贵一，而使治道发展成宽猛合一以来的一种倒退；恐怕也是当年孔子“政宽而民慢”云者所未能预见的变化）。而自王安石变法始，把安民富民与巩固君国的“强国”对立起来后，对内转为强制屈民以顺君，宋王朝在治民上又进一步加速了苛厉的进程，曾尽量维系的儒治外形，如节敛控制（虽已苛于前代）、宽仁爱民（虽已宽仁失当），也终被君王的实用权变价值观彻底打破了。在先之对外枉己直夷，已是伤本，而于后之对内屈民顺君，则就走向倾本了。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八、（七）权变于义、模棱是非使宋代这个“经济巨人”变得软骨（宋朝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