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十八、中国历朝统治文化的特色与王朝兴衰的关系-9（唐朝篇2）

德宗亦有锐意图治之心，即位伊始，改革租庸及入库之法，天下便之；但缺乏选贤和系统考功机制，以及委权过重而少稽核的体制弊端很快又显现出来。宰臣杨炎逞志私报，急行城原州之议以致泾州兵乱；诬杀贤臣刘晏而使内外人心不宁（刘晏漕引潇、湘、洞庭，经淮、泗入汴以达京畿，于是湖广、关中径联货通；务理盐榷，兼通各地物价平准“官无遗利，而人无厌苦”，“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是唐代难得的以利民求利国之财臣）。及至卢杞奸谄用事，“百揆失序、恶直丑正”，尤忌勋族、逼忠为叛，苛敛无度、乱国殄人，于是藩镇愈乱、人心愈失。内忧外困之下，使德宗对藩镇的姑息恕恶更超前代：建中4年，朱滔、田悦、王武俊、李希烈等合纵反叛、僭越称王，后又拥立朱滔之兄朱泚为帝，围攻德宗皇帝于奉天，妄图弑君，幸有李怀光、李晟等勤王之师赶来救驾，才得以脱险；奉天之乱平息后，德宗一方面仍对朱滔、田悦、王武俊、李希烈等叛臣加以宥赦、复爵，全然忘记了先皇太宗关于“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的警告；另一方面仍为卢杞欺蒙，初，仓卒变故，帝每自克责，“陆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贽意指卢杞等；帝护杞，因曰：‘然自古兴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陆贽遂进一步指明：“陛下又谓百度弛废，则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断失于太速，察伤于太精。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亿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惧祸，故反侧之衅生；多猜而下妨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乱继产，忿讟并兴，非常之虞，惟人主独不闻。…陛下虽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见危不能竭诚，临难不能效死，是则群臣之罪也”；可见，卢杞之辈就是以察小过以去忠贤而植朋党，掩大失以闭主听而固权宠，遂使帝前“断失于太速，察伤于太精”，已而促使“叛乱继产，忿讟并兴”之后，又独不得闻其实，以至四盗乘机作乱、兴祸奉天；及怀光勤王之师至，杞又作构，不许怀光至奉天，帝遂“诏怀光率众屯便桥，克期齐进。怀光大怒，遂谋异志，德宗方悟为杞所构”，最终促反了本不愿与奸佞为伍、奉天赴难勤王的首功之臣李怀光（“怀光性粗厉疏愎，缘道数言卢杞、赵赞、白志贞等奸佞，且曰：「天下之乱，皆此辈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杞等微知之，惧甚，因说上令怀光乘胜逐泚，收复京师，不可许至奉天，德宗从之”；至是“德宗方悟为杞所构。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乃贬为新州司马”），《旧唐书》遂有“朝廷任卢杞，以私防公，致怀光变忠为逆”之论。容忍方镇节帅作乱而苛于朝中职官、妄罪刚直之士，陆贽以直言延龄奸谋而被罢相，崔善真因上书李锜逆乱而遭坑杀（怒布衣崔善真直陈浙西观察使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宗室李锜逆乱，囚善真送至李锜，遂遭坑杀），说明德宗的所谓推诚、恕恶只是迫于方镇势大的屈从，而非真的宅心仁厚，这必进一步促使藩镇以自重相胁为待朝廷之道，加深了节帅连衡与中外勾结的程度；而对少数节度使犯上不惩，又使各地封疆争相效仿、祸乱倍增。陆贽尝劝帝：“群臣参日，使极言得失。若以军务对者，见不以时，听纳无倦。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帝答曰：“朕岂不推诚！然顾上封者，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往谓君臣一体，故推信不疑，至憸人卖为威福。今兹之祸，推诚之敝也。又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见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岂曰倦哉！”不难看出，帝不明推诚的虚己纳谏、不为自是，须立以清晰的德道诚以率笃，并作为是非抉择取舍之纲，方能以诚动人、明辨中适（否则反会致人以言动你、以情惑你，甚至以事诈你）；而在德道离乱之下，欲广为听纳，却无以明辨是非之取舍，故已全然不知当信与不信，遂以推诚为弊（然仍屡下“推诚”之诏，足见其虚伪）。德宗朝进一步弱化稽核监察，往往对已起的各司争执都放任不理：户部尚书、判度支裴延龄媚上欺奏，收得左藏库司文帐遗漏财物十三万两、匹段杂货百万有余，即称羡余，悉入杂库以供御所需；太府卿韦少华抗疏上陈：“每月申奏，皆是见在数中，请令推寻，足验奸诈。”两司既有论执，理应稽核是非，德宗却纵其妄欺、不加按问，其中虽有历经奉天窘迫后的心有余悸，但更主要是急实用且欲求清简之心，使帝放任聚敛、愿受其惑。于是“聚诅连郡、遮诉盈路，持纲者莫敢致诘、巡察者莫敢为言；时有讦而言之，反谓党邪丑直”，如此必然进一步加剧了忠奸不分、贤佞不辨的用人混乱。《旧唐书》对德宗用人因发问曰：“虽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同时，“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掌禁兵，以文场、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遂使宦党“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籓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复又大大助长了宦党权势。在财政方面，地方半数以上的州府自专财权不向朝廷申户纳税，反而通过虚报灾情要朝廷赈救，而朝廷在收入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又要为平定内乱，供养人数众多的军队，且安史之乱后，吐蕃等外族经常寇掠袭扰，也消耗了朝廷大量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这种财用窘迫、内外交困的局面在朝廷不务治本而急图功用之下，又直接重用一批聚敛之臣，不断加大苛敛的力度，增税盘剥，于是税间架、算除陌，各地进奉不息，以至“矫密旨加敛，谪官吏、刻禄禀，增税通津、死人及蔬果”；然取于税入，“十献其二三耳，其余没入，不可胜纪”，自然促使民怨沸腾，使朝廷愈加失德、失民心，进一步散丧了能群。这就使价值观的变化（杂于道佛），混乱了是非观（恕恶求简），最终改变了治道逻辑（以仁德中适之率笃增广能群）。旧唐书以“罄国用不足以馈军，竭民力未闻于破贼”来描述当时竭尽国财民力用以平乱又不能坚持而屡加姑恕、终使劳而无功的情形。“是以泾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昼犯阙，都邑甿庶，恬然不惊，反与贼众相从，比肩而入宫殿”（泾原兵反，尝大呼长安市中曰：“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矣”）， 哪里还有安史之乱时，百姓主动出人出钱助国家平乱的景象？可以说安史之后，朝廷用人的奸贤不辨，以及对藩镇的姑息恕恶，一步步强化了地方军政一体的自专格局，到德宗朝已与朝廷成分庭抗礼之势，而帝不求务本又急功利之政，使唐王朝与百姓心中的贞观、开元盛世也渐行渐远了。史家为之慨叹：“贞元之辰，吾道穷矣”；又曰：“德宗内信奸邪，外斥良善，几致危亡，宜哉”。

顺宗之为太子，“从幸奉天，贼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德宗在位岁久，稍不假权宰相。左右幸臣如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因间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陆贽、张滂辈，人不敢言，太子从容论争，故卒不任延龄、渠牟为相”，“每于敷奏，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惜乎寝疾践祚”，即位数月，因病笃禅位太子，满年而崩。

宪宗（元和）立志重振皇威，励精图治，先后讨伐诛杀了刘济、吴元济、李锜、李师道一批犯上叛乱的节度使大员，也确实震慑了王承宗、程权等一批不遵皇命、逡巡观望的准叛臣，使其暂不敢再有藐视纲纪之心。同时，褒奖忠直（追赠崔善真睦州司马），也采取了中外官员互调，外官定期轮换等制度性措施，但仍没有意识到清厘、统一价值观，并藉此规范教化层次与选拔秩序才是根源问题，根源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有效推行统一明德与普教、激励与拔黜、监察与考功等一系列由德道贯穿的体制规范（治本之道），也就无法秉承儒家是非观以完善儒家治道的中适逻辑，自然仍难以重新壮大能群之力。仅仅将叛地重新委任给功臣（换了一个当时看似忠于君王的人，这些叛臣的父辈先人几乎都是朝廷功臣或宗室），这些功臣新节度使对朝廷的忠诚，从王朝角度讲只是暂时的，可谓“朝作股肱，暮为仇敌”。同时，安史之后，由于离散价值观和缺乏选贤标准的迷茫，使皇帝对掌兵将帅虽表面安抚，但内心之信任与日俱下，进而自然而然对内侍之倚重日增，因而逐步强化了玄宗以来的宦官涉政，先后出现了宦官监军、执兵（尤其掌神策等禁军）等危险变化。到元和朝，对宦官的倚重又继续升级，宪宗为了把握征战进程，不顾朝臣的反对，竟开启了内侍（吐突承璀）统兵出征的先河，委宦官以统兵全权（承璀之统兵不同于杨思勖，思勖以勇武佐临淄王诛韦氏，而后遂成开皇“爪士”，其选拔自不同于一般宦官的侍奉称意），这是德宗委中官执掌禁军之后，对宦党掌军势力的进一步培植，终为文宗朝的甘露之变及其后的宦党擅权打开了通道，重蹈了汉代的覆辙。另一方面，宪宗初，虽“罢除官受代进奉及诸道两税外榷率，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却在大规模征伐时，因财用需要，仍继续重用一批聚敛之臣；然在“淮西荡定，河北咸宁，承宗敛手削地，程权束身赴阙”之后，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河东节度使王锷进献甚厚，翰林学士李绛因进谏曰：“方镇进献，因缘为奸，以侵百姓，非圣政所宜”，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于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敛于人也”，似独不知进献之取于民者远比正赋更重焉。同时，宪宗以藩镇渐平，欲肆意娱乐，池台馆宇需增崇饰，故更加重用聚敛之辈，乃至擢升刻削希恩的皇甫镈等为平章，以致殿庭惊骇、衢市笑呼，裴度、崔群极谏而不纳。这又使君子沮丧于直道之复歧、小人邀幸于逢迎之再起，也让人看到了宪宗期盼宴舞升平的刚愎之心；结果裴度外放、崔群被贬，皇甫镈因巧媚固宠而引方士进丹药，帝欲求长生而终为所害。纵观宪宗一朝，虽“章武赫斯、削平啸聚”，但多使皇威得振而少有培本固基之功，仍无视“财聚民散”之经，一如陆贽之言“侵削兆人，为天子取怨于下也”，所以，元和的颂声也只能是个插曲。

穆宗不乘元和之风，反厚贞元之气。帝不知兵事，不识藩镇内情，又无心详察，任人失当，遂再起幽州朱祸，又自断魏博肱骨，复引祸起乱兴。长庆朝用人之失一如贞元，先宠幸元稹，元稹忌功荧惑而罢裴度兵权，后信用李逢吉，逢吉设计作构遂代裴度为相，其后奸党弄权，忠贤贬窜；而其姑息恕恶则更甚于贞元，至以赦封叛将为常，促使部将逐杀节帅自代成风：幽州知兵马使朱克融拘囚节度使张弘靖、杀害府僚，而被封左散骑常侍、充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并释囚杀之罪；镇州牙将王廷凑杀节度使田弘正及家属、将佐，并袭占冀、深等州，而免罪受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徐州节度使崔群为其副使王智兴所逐，智兴自专军务；汴州军牙将李翙逐节度使李愿，自立为留后…等。这是唐代藩镇恃力僭越之风普及延伸的必然，从节帅对朝廷，到守将、衙属效法节帅，一旦逢机即逞力竞诈，以相逐鹿；其初起，虽蓄意笼结部曲以为亲党，挟势图私、弄权取巧于一时，然利欲之图促使其得势后的变本加厉，不断深化人人怀利相接、只见眼前的力度，最终导致的秩序混乱使任何个体利益皆无所守；此正是《吕氏春秋》所谓“释十际（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则与麋鹿虎狼无以异，多勇者则为制”的秩序特征。从镇帅之忤朝廷而自专，到诸镇彼此攘夺并吞的逐利相伐，再到部将之劫主帅而篡代，以至父子兄弟相杀互灭，皆何其短暂与莫测（再次让人看到了两晋以至南朝混乱的影子），也充分诠释了幸获难有善终的教训，《旧唐书》尝为之概叹“或父子弟兄，或将帅卒伍，迭相屠灭，以成风俗”。由其皆难有善终之莫测，亦再次揭示了所谓“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的内涵，故曰：“必有其德，则诚结戎夷，化行荒裔；苟失其度，则变生骨肉，衅起腹心矣！”然而中唐以后，纲纪日颓、朝廷昏乱，幸获不仅未能稍止，反而越来越成为常态，不断加大了民无固志、唯利是趋的取向力度，使国家愈发疲弱，终由危至亡，且延至五代，进一步造就了空前频繁的篡弑相杀。

同时，穆宗驭军不得其要，倾府库以赏军功，既行苛敛重赋，令百姓不堪其苦，又致诸方镇鬻卖大将文符于富贾，以骗取朝廷赏秩；更有甚者，幽州朱克融以向朝廷进马万匹、羊十万口为由，先要朝廷以其价赏军。此外，穆宗醉心于宴舞游戏的程度更超前代，即便在宪宗丧期也不收敛，堪称流连荒亡。而无论罄赏无度，还是醉心宴舞，必都以加大敛民为代价。《旧唐书》为之叹息：“元和之政，几致升平。鸱枭方革于好音，龙鼎俄伤于短祚。苟或时有平、勃之佐，继以文、景之才，则廷凑、克融，自缩螳螂之臂；智兴、李翙，敢萌狗鼠之谋？”“观夫孱主，可谓痛心，不知创业之艰难，不恤黎元之疾苦。谓威权在手，可以力制万方；谓旒冕在躬，可以坐驰九有。曾不知聚则万乘，散则独夫，朝作股肱，暮为仇敌”。

敬宗熹游好乐，营取无节；纵容奸幸，听谏不纳；亲信内侍，令出内中；即位两年，终被宦官所弑。

文宗恭俭纯孝，勤政好学，即位之初，“韦处厚辅政，大去奸党”，且“帝在籓邸，知两朝之积弊，此时厘革，并出宸衷，士民相庆，喜理道之复兴矣”，并系统安排诸镇使轮换。然帝虽有端本崇德之心，却以经义混乱而不明大体，虽“勤于听政，然浮于决断，宰相奏事得请，往往中变”，遂致群小作祟，终去贤用奸。史称：帝“尤勒于政理，凡选内外群官、府进名，帝必面讯其行能，然后补除”，但拔人标准更加混乱，以至李训、郑注佞幸得进，徳裕外贬、王涯入阙；如此审慎，何以拔奸？源于价值观、是非观的日益混乱，以及原此而致的选、察体制机制失当，虽面讯亦难辨识（李德裕、李宗闵皆放黜，岂得别贤不肖？而相王涯、李训、郑注之任奸，又岂能扫清朋附之徒？）。若如李训，本《周易》博士，奸险诡诈，而文宗以为通儒；郑注本是游医，谄佞多端，而文宗以为能士，以此见唐中以来不明于儒而致拔人之失的程度。及李、郑二人任相用事，对“不附己者，即时贬黜”，遂使“朝廷悚震，人不自安”，忠贤之士渐远。而对藩镇为乱，却从维护纲纪，转向了盘算利益之后的认可，不仅延承长庆之风，且加功利算计（此长庆所无者也）；如此又何谈厘革“两朝之积弊”？自李师道平，至大和，淄青始议供税（至大和6年“淄青初定两税额，五州一十九万三千九百八十九贯，自此淄青始有上供”），这是元和维护纲纪的成果，帝欲革穆、敬两朝积弊，本当加大对纲纪的维护；然大和5年，“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文宗以载义输忠于国，遽闻失帅，骇然，急召宰臣谓之曰：‘范阳之变奈何？’”宰相牛僧孺对曰：“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已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文宗竟大喜，曰：“吾初不祥，思卿言是也”（幽州之民非吾民乎？幽州民困非吾忧乎？使幽州百姓进业安居、物阜民丰非吾责乎？）；即日命中使宣慰，以乱首杨志诚为节度（如此焉能不令忠心朝廷的藩镇寒心？）。同时，宦官势力的累朝坐大，已至外出监军、阴结藩镇，内握神策、私搭重臣，宪宗以后，更是到了上可邀幸以挟蒙圣听、下可颐指以制唤百僚的地步；到文宗朝，宦官与朝臣对抗日益加剧，如兴元监军杨叔元怂恿募卒作乱，杀害节度使李绛全家（大和3年，西南蛮寇西蜀，陷成都府，诏剑西节度使、兴元尹李绛往援，因贼退而止；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怙宠，怨绛不奉己”，乃挑拨煽动募卒作乱，李绛举家被害）；神策中尉王守澄诬构宰相宋申锡与漳王谋反，而使宋申锡贬开州司马、漳王凑降巢县公；…。文宗虽深知宦党权重必为祸胎，且弑逆之徒仍在左右，早欲除之而后快，但“制御无术”、所用非人，竟欲依靠李训、郑注等诸臣侧视之流，遂使彼沆瀣一党，我则分析不协，于是“矢谋既误”，反酿甘露之祸（《新唐书》有云：“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然北军非禁军乎？王守澄岂会助灭宦党？故难有其所谓“易如靡风”的结果），使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大臣十余家尽被族诛，且几致颠危于身，自此阉势更炽。《旧唐书》为之论曰：“昭献皇帝端冕深帷，愤其厮养，欲铲宫居之弊，载澄刑政之源。当宜礼一代正人，访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风俗，设武备以服要荒。俾西被东渐，皆陶于景化；柔祗苍昊，必降于阙祥，自然怀德以宁，无思不服。况区区宦者，独能悖化哉？故竖刁、易牙，不废齐桓之霸；韩嫣、籍孺，何妨汉帝之明。盖有管仲、亚夫之贤，属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制御阍寺，得其道也。而昭献忽君人之大体，惑纤狡之庸儒。虽终日横经，连篇属思，但得好文之誉，庸非致治之先”；可见，帝深知积弊所在而力图振革，也欲重用儒臣，然唐政至此，已难再清儒道，更难拔真贤，即便有太宗之睿智，也未必能辨晰谁是“一代正人”、“先朝耆德”，更未必知何以“修文教而厚风俗”；且齐桓、汉文之世，宦者岂有今日之权？史家不论治道杂变的是非混乱背景，而欲文宗化行万方，以去宦势之权，岂不更难于李、郑之谋哉？帝确非开创之君，故也只能有就事论事之策，且当时已不似汉代德道、志行清晰，可分析清厘出为恶之本原，进而擒贼擒王（如武、蕃除宦势，本可除恶务本、擒贼擒王，不必打击面过大）；值此宦官上下浑为一党，又内握神策、外有监军之下，一举一动都难蔽其耳目，论简易之法，当法赵广汉治颖川散落奸党，以分化瓦解为上，再次第剪除（这才是帝所用非人、矢谋既误之处）。故史叹：“所谓‘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虽旰食焦忧，不能弥患，异哉！”因只及于帝个人因素也；若能看清当时的治道和体制原因，则不为异也。

从此，宦官上可私策废立，下可挟天子以令百官，内干朝政，外结藩镇。权宦仇士良告老时对其党的一番话，颇具中官挟君自重之心得：“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资治通鉴》）然能累成此心得者，不仅在宦党专私之欲，更在帝王的无为清静和朝臣的求安懈怠（当然，如此极端利己之道，是不可能利己于长远的，终以败国而遭群灭）。历代宦党之祸皆生于君王对朝臣的不信任，委重内侍而起，宋欧阳修曾论之曰：“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可见其起之易成、去之难制，更何况此时的唐王朝已是藩镇外结、朝臣自用，宦势广布、忠硕渐稀了，所以，武宗虽诛灭刘稹，宣宗虽制罢权豪，但在老释理念的左右下，不仅再无对扭转宦党权重之锐志，且因德道离散而心无所守，使以术求用之权跌宕相冲愈甚，贪求近功而不见远患之征愈显，朝政自然日颓一日。

武宗刚毅果敢，虽由中官拥立，然其杀敢、不恕恶之志，亦能不惑盈庭之言、独纳惩奸肃凶之计，于是刘稹伏诛、郭谊枭首，确续元和戡乱之功，故得“振已去之威权”。其乘危大败回纥，而又弃复安西、北庭（艰难以来，回纥继立大功，时被黠戛斯所攻已国破家亡，以穷来归，遣使告难，乞粮储牛羊供给；武宗许济粮二万石而不给，其众饥乏，遂大纵掠，于是遽行征伐、几致破灭，已非汉宣待呼韩邪之道。而安西、北庭诸军自陷没以来，苦撑数世，自是受黠戛斯所攻而请师应援，但唐代德义混乱所至人心之散，此时已难撑物力致远之能，故李德裕担心为保远边而不得不聚敛于内，遂以路远不能顾、纵得之亦实无用而弃之，更悖汉帝、太宗和夷拓边之道），可知唐政至此，君臣之智勇已难再匡复正道，自然也不足悟安边良策。昔者，太宗任吐蕃击天竺，肃代以回纥复京畿、平河朔，皆因贞观以至开元的向化之功（然开元之向化远不及贞观，已从慕德受教转为恃强邀利），其后我国教化尚且离乱，交夷之道遂成利诱；如此，灭近化之戎而养远狄之患，终为天下胡汉纷争之乱世再起，埋下了祸根。而宰相合否兼领钱谷之争，则见时朝堂是非之不明（时给事中韦弘质上疏“宰相不合兼领钱谷”。宰相李德裕回奏：令出于上，下不得非，而不论令之当否；非之即是“下轻其上，贱人图柄”，而避论说其理；又自陈：“如宰相奸谋隐匿，则人人皆得上论”，既不言以体制机制错置的掩护而使其奸察实上论之难，又不准台宪之官豫乱于前、止妄于初。于是，弘质坐贬官。惜哉，德裕曾力破藩镇之专权，何以己欲专权于朝阁？）。同时，武宗崇道蔑佛，礼方求仙、不惜于巨费，毁寺驱僧、不贷于民情，颇使百姓惶惑和怨愤。此外，安史以来，窃盗多无死，虽有不分良莠之嫌，但确是对民情迫于饥寒之原宥（饥寒之迫，生自战乱和聚敛，战乱和聚敛的责任皆在朝廷，故宽宥更近中适同理），而武宗严刻刑罚，赃满千钱者即死，亦有再广积怨之势。这种重典治乱虽是从汉代向周代的倒退，但仍不及周穆王增轻刑、减重刑之体恤。

宣宗沉默寡言，以其迟钝得立，即位后方显本色：勘和民意，缓武宗灭佛之躁；平正律法，尤严于豪亲、官吏；重视谏言之官，虽有不纳，亦必申由致谢；罢权臣，正朝纲纪风；转任官，重查察交接；时称有“贞观之风”。然观其对李德裕之贬，颇见负气而不念旧功，宣宗登基即将德裕外放，既而贬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收复维州后，又制言德裕“累居将相之荣，唯以奸倾为业”，再贬崖州司户参军、逢恩不赦，岂如贞观之用人（德裕确有专权之性，也有失当之言，其罢本无可非；然言其“唯以奸倾为业”，则失用人之大准；德裕绝无为奸之心，且屡建社稷之功、堪称肱骨栋梁；宣宗在维州收复后，再行讨贬，是因维州守将曾主动降于德裕，朝廷当时以与吐蕃约而不敢受，又迫送降人，吐蕃悉加虐刑，德裕尝以此为恨且有自能之嫌。由此颇见宣宗识人之负气障目）？收复三州七关、沙州归义，遗黎归宗，虽力戒务经营、备操习，然宣宗并未意识到在当时国情之下，李德裕临事而惧的正确一面，既没有资源财货均利之规划，以丰富物质生产，更未见对地方治理秩序的系统匡正（从权力分析，稽核监察，到回归清厘德道、竞德选拔），以为财用可来自聚敛，法行则生于峻刻，于是更立盐茶密法，随着税课倍增，群盗也愈凶，以至“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造成了“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岁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余万，有司远取后年乃济”的局面，遂加速了唐颓；“及群盗起，诸镇不复上计云”（至大中末，洪州毛合、宣州康全大、浙东仇甫相继啸聚造反）。同时，继武宗峻法，仍不申体恤宽宥之义，虽增怠死赃额，却好刑名之严苛（科以法文而不究于义，是老释之疏下治乱的求简必然），《新唐书》言之“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虽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是以务地广而不惜耗内、治内无术而望御外有功的舍本逐末，终致唐德日衰、朝政愈弊矣。故所谓有“贞观之风”者，徒标其形而已，大远其质。

到懿宗朝，因徐州骄卒逐帅，而尽诛徐卒三千余人，遂酿徐州大乱，实祸起武宣以来的执法过苛，并也见人心之疏离。继武宗灭佛之后，至此又尽返崇佛营庙之奢，空耗民财，尚未及塞积怨之门，却已广害民之政；且二十余年间奉信陡变，必使百姓手足无措，使民难知其君之可恃。而懿宗本人更是“以谀佞为爱己，谓忠谏为妖言”，竟能“削军赋而饰伽蓝，困民财而修净业”，“是以干戈布野，虫旱弥年，佛骨才入于应门，龙輴已泣于苍野”，故史叹之曰：“祸阶于此，虽有文、景之英继，难以兴焉”；未几（乾符2年），王仙芝、黄巢即大起（历代民乱虽多起于贪狠觊觎之辈，但民众能否广而从之、因成大势，则全在民心向背）。

唐中后之治杂入老释，不明清静在民之所从，而非帝王所务（如太宗之论清静：不在为政务之疏放，而在百姓之无扰，既能免于输供之繁，又能静于安土乐业），朝政尚于清静、举措求以简易，然求简政疏之下，为达急功又只得以峻法削刻；不务德道之贵一（上下价值观的统一和法令举措的相顺不悖），凡事只论眼前之成，而不虑长远之患，于是拔臣以急用为贤而无视其德，定策以显功为上而罔顾其害，遂使修己教民、选任拔黜以至庙堂议政总处于是非混乱之中，可谓执念无准、忠奸不辨、义无所守，继使君对臣无久信之敬、臣对君亦少不变之忠，周而复始、积祸日甚，是以是非逐步转向个人好恶，社会性思维沦丧，个体性思维充斥，苟且日甚而利欲益强，上下再难见长远与全面，终致唐政之弊愈深、朝廷之德尽丧。

纵观唐朝中后期，由于道、佛理念的杂入，离散了君王、百官、士人的价值观，继而混乱了是非观。起初天宝酿乱，是因玄宗模糊德道之乱本与求静疏怠之忽标并行，而其后诸帝受自然观之惑，却仍不断杂乱被玄宗所模糊的德道纲常而继续乱本，只希图改正其忽标之懈怠以重振朝廷纲纪，即便能勤政恪察，也难免不越勤越乱、越察越偏。于是，广听遂现谗谄之盈耳，任察却至去贤而用佞，宽律则权豪萌奸、狼子生心，重法则酷吏邀幸、构陷不止，怀柔以恩则贼以我弱、叛乱不息，彰武用威又内外连横、聚敛益甚，…，如此，镇帅以枭悍得拔、朝官以善诡为选，何止“民无所措手足”，君亦难识去就矣，终只得自回疏简以为清静（前面讲过，善谋良策之奏效，全在依托凝心聚力、根本强壮的秩序基干；凝心聚力则在凡事的同理、一心。当德道混乱、事丧同理之时，以人心发散之趋，又安有何谋为善、何策是良的君臣共识？遂不得不以见利为先、显效作上；选任拔黜、是非抉择皆此然也）。韩愈曾言：“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古之四民者，士、农、工、商也；士者，为官治民者也；为官之责，首在教民化民，故曰教者处其一。今加僧、道，而成为民者六，且皆为教民者，故曰教者处其三，且士之教亦杂佛、道，从中可知中唐以后的儒家教化之弱化，及统一价值观之离乱。如此，国家教化所务并非在统一价值观，而是在离散价值观（离散价值观的结果是使民就于异化而非同化，但至少还能各见其真，故又比不能入心的强制统一价值观的伪化要好，如理学入治）。全然不知所谓推诚，必以清晰的德道之纲常为凡事笃定及是非取舍的准绳，方可以诚动人、以德化人，进而凝心成物；纲常之施用必自中适之精辨，才有兼顾之得当、上下之同理，进而家国同一以成能群；故拔贤任德须与察举纠劾同行，广纳民意当和清厘是非相佐，诸善奉行要与除恶务本并重，如此条件下的尊贤体敬、推诚百官才得其实效。而唐中以下，诸帝却以姑息恕恶为推诚（如无清晰的德道以为笃行、取舍，则不仅不能使你以诚动人，而且使人利用你之好恶，以言动你、以情惑你、以智欺你…，故德宗至有“推诚为敝”之论），不仅致使节帅自专方镇，藐视纲纪，勾联为乱，而且常被奸谋恶佞之徒蒙蔽、乘隙，屡生莫测之变，以致内则荧惑构陷不止、外则相杀篡代成风。终使君臣狐疑、上下猜忌、重信宦官，促成阉党做大、倚势挟君，进一步恶化朝局。同时，是非观的混乱，使君王越来越以好恶辨是非，多苟且于眼前而少志虑于长远，从而彻底悖离了儒家治道逻辑的根基。其起点与核心皆在杂于老释，离散了统一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丧失了尊德选贤标准的规范，“谓大同之政，常可容奸”遂养虎灾深、奸枭四出；“谓无事之秋，纵其长恶”而育患植逆、祸乱继起，至今令英雄扼腕。与宋代的治道昏乱不同，唐代是在明能群之道后，因杂扰而在乱中复失；宋代则在天意莫测、否泰无恒的认识之下，已全然不知能群是本，守儒家义理仅为得上天护佑、和于天道（自然无中适之度可言），遂以维护君权而实用权变，终使儒教成虚。

另一方面，虽然身处内忧外患，唐朝自天宝以后（开元后期以始），就有游春、休假、大宴群臣、大加赏赐的定制，目的是通过这种歌舞升平展示天下太平，与百官同乐，后因安史之乱在肃宗、代宗朝稍有停顿，但从德宗朝又大张旗鼓地恢复了，穆宗以后更加变本加厉。就唐中期以后这一时代而言，这种歌舞升平反映了道家理念对唐朝统治者的影响还是十分深刻的。在儒家看，这是不知民之疾苦，不顾天下安危的昏庸荒亡，但在道家看，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标准治道要求，目的是使“民皆柔而无欲”。然则其臣民真柔而无欲乎？只能是使奸佞之徒得以逞凶行诡而更少忌惮，使忠贞之士无以匡正扶危而倍感无奈，如此，即使治时也易生乱，乱时则难再归治，相承而下，日益衰微，亡则迟早。

帝王遵德笃道的层次，决定了他的统治理念；其统治理念又决定了取士和任官（两者并称选举）的方向和特色；而选举体制及所竞的方向和特色，以其能否做到拔人竞德、贤德居上，来决定国家兴衰。为此，再简介一下唐代的选举：

唐代取士之科，虽因隋旧，然其更加详实，并始从乡贡逐步走向学校的系统教育，其六学涵盖面广，但取士仍以进士为贵。高宗以后，老释始杂，偏颇经义，以至崇玄得立。是以儒家德道颇受老释之模糊、混淆，遂致科举取以文理而无视其哲，学子攻于辞章而少究致义（上下日益不明其准的），即是在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尽管杨绾、韩愈等儒者亦为此大声疾呼，却仍难撼动帝心。取士以文理通粗为制，故学子遂攻于辞章、记诵，自不似汉儒笃道之深，然亦得诗赋辞采之盛（汉代文人主攻经义诠释，宋代则两兼，其动力皆在朝廷取士所竞的方向）。总结唐代取士之弊，在学子诵习经文而不悟其义，见老释之杂却不知其非，取士流于文辞而难缘其理，考绩投牒请托而少察其实，突出反映了教义不清（不一道德）、重文轻德、学不致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终至“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的局面。

百官升黜，在于考功铨选。唐代虽设立拔贤竞德之体制，广开取士之途，但在政求清简之下，却未详查治理经纬，合理设立官制。其实，因初唐之盛，导致无论稽核监察、劝进教化，还是边地建设、产业开发等各领域，都存在对贤才的巨大需求，至永徽却因老释始杂，其后长期处于“有事无业”的状态，开元初稍有扭转，未久又复承前弊，以至自障其目，视而不见；一方面既无节点监防，又少劝化布设（以至治教衰颓、祸乱频生），另一方面科举取士却源源不断，从而也使唐代成为首个长期面临职少员多的朝代。其间，从以僻书隐学为判目，谋求黜落，到广增厘务之官、吸纳势家子弟，再到循资排辈、不论贤愚，多以安众为务，而少拔精之选，更无职官体制的再完善，且上务于清静、下自举成习，使察访实绩、考究德行之竞再难落实，于是投牒请托之弊日重，时谓“悠悠风尘，此焉奔兢；扰扰游宦，同乎市井”，颇使拔贤流于形式，而失考实竞德之宗旨，以致良莠莫辨、祸乱不息。所以，唐代虽丰备科举，却未详究治道与治理格局以计其用，遂拔人不重察实选精，入官亦趋循年；而唯制举用于超擢，如前之房玄龄、杜如晦，中之狄仁杰、姚崇，后之李德裕、裴休等，皆以荐举超进；然在模糊义理根本又简论人之劳下，亦致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杨炎、卢杞、李训、郑注等诸奸纷纷任相，根源皆在老释之杂对儒家经义的偏颇混淆，所造成对治道的求简懈怠，包括道家的无为清简和佛家的姑息恕恶。

但是，同样无为致乱，唐代的混乱程度比于两晋时期，还是要好得多的，这不仅因为两晋时中原族群党立，更主要的是缘于儒家教化的普及性不同，使得唐代价值观的统一性要比两晋强得多：首先，唐代是立名教而杂，两晋则是越名教而去（“越名教，任自然，贵无为”）；其次，两晋的士族阶层基本取代了从汉文以来全民化的人才选拔（荐举制），因使教化不彰，故而放纵了人心的逐鹿之欲、加大了族党之争的混乱；而唐代虽模糊德道，但却仍知名教之义大，且废士族、兴科举而使教化普及得彰，故尽管德义风气呈日益衰微之势，却仍可见其迁延扶持之功，虽亦“朝寡纯德之人”，但乡有忠贞之士（郇谟、崔善真等只是代表之一），所以才使僭越之臣心多顾及、危难之时不乏忠良。然经历朝杂乱的积累，至末季，已难通晓何为儒道；昭宗以近臣不可信，而不次拔擢文才之士；进士柳璨遂以好学通史、高才善诗而超擢至宰相，然却罔顾帝之信任、国家安危，而主动依附朱温，为虎作伥，大败朝政，以至连朱温亦心恶之，终被温所诛，且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时为天下切齿若柳璨者，岂其少哉？史家遂发“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之论。这也促使儒学在五代尚不及南朝登用，更无如北朝外族的主动学儒向化，进而加大了人无固志与逐鹿之心。

昔者，汉至灵帝之前，民不失正俗，士不丧德道，若非阉宦作乱、大兴党祸、禁锢君子，则武、宣之轨尚且不远，国力更不致曲挠；其后经历党锢、遍起黄巾，继以董卓乱政，以至群雄并起、三分天下，国祚遂终，其治乱兴亡之由可谓清晰；其德道、民风对秩序的迁延扶持，仍使魏足平北西之狄，蜀能服西南之蛮，吴可制百越之寇，国力远非唐后五代时的华夷之比。中唐以后诸帝，比于汉之将晚，其图治之心不可谓不切，广听求贤不可谓不诚，从肃代德宪，到文武宣昭（图治、求贤之心，皆远胜于汉灵），其纳谏、任察皆有可观，宽恕与重法、怀柔与彰武亦因前代而抑扬，然却每况愈下、愈治愈乱、国势日衰，何则？广杂异道之老释而德乱、苟全容奸之大同致道偏也，是以放大纲不求，而望勤细目以匡，终成倡无为于前，而苦无能为于后之结果。观汉之将晚，士尚清德，民尚正俗，家国之道明，所拔用各级官吏自罕唯利藏奸者，如此，以吏结民，仍能汇万姓之视听以能聪明，集万心之思虑而广智贤，遂以德道之纲维聚凝心之强（价值观的统一性仍很强），此桓帝养奸、灵帝昏怠却皆无颠危之忧者也。及唐之中后，德乱则不知所恃之纲以至奸贤莫辨而任奸为贤，道偏则再难谋全见远以至怀利尚诡而利诈图治，是以百口百志之聪明皆成两耳两目之蔽障，万众万心之智力终作谋私相诈之冲耗（价值观已广泛离散），由是可知统一价值观为治之首重，纲常大道偏失，欲以术用匡补，何其难哉！终至“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以至于亡。故论唐之盛衰，岂是“否泰之无恆，故夷险之不一”所能蔽之者耶？

初唐之盛，历代空前；中晚之衰，宛如东周。初唐之盛，在得儒治精要，以科举规范拔人之竞德，以均田轻赋而求人人之并育；中晚唐之衰，在杂老、释之道，使价值观离散、志所不一，以致妄于推诚，疏于察征，小弊日积，屡成大患，君倡无为于前而苦无能为于后；贞元之后，上失权统，下得自专，竭民敛财，信奸用佞，民怨日高，乱及四境；而后，宦党借乱营私，挟君自重，朝无正声，民变四起，大厦倾覆，岂非始于老释之杂欤？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八、（六）唐代道、佛兴起，统一价值观离散，朝廷无力，藩镇自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