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王（及君子）要“修身”，“修身”是九经的起点，也是儒家为君之道核心要求之一。《吕氏春秋》云：“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曰同气贤於同义，同义贤於同力，同力贤於同居，同居贤於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者同名则觕矣。其智弥觕者，其所同弥觕；其智弥精者，其所同弥精”，君以气同臣民者，同之于天性也，其可谓至神，然难有能全面持久行此道者，至多只能在某些局部细节或时点达到同气，故同气的意义在于诚悟元性而能推己及人（不为悖性逆性之政、教；故同气并非仅指成身之源，即所谓兄弟同气者也）；以义同者，同之于德道也，若德合于性、道入于心，则可广能久，其可谓圣贤；以力同者，同之于用（目的）也，即已步入求用之道；同居者，同之于形也；同名者，其所能同者仅于名也（连形都已难同）；其所同弥精，其同心合力之能越强；其所同弥粗，其异心离散之耗越大。所以，君王（君子）的修身，应自感悟同气之性，而致力培植同义之德道；孟子亦尝以水喻君子修身，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言君子之修必致力于本根，方可源源不竭、能至广大（本根者，性也）。具体地说，就是洞察人性育、害之道至深，而能求并育不害之理、明育害得适之道；求并育不害则须立仁义之德，务育害得适而必笃中适之义，是以君王以仁义为德、以中适为道（为此选大儒之士设置太师、太傅、太保等官职辅佐君德），作为率先垂范的表率，才能引导、教化天下人修身立德之于同义，所以，修身的结果是使自己立德笃道成性，明于礼法、是非，使治道所行并顾于上下、遵于仁义之大者（即秉持中适）。而教化天下人修身立德是通过推行礼法实施的，天下人的修身程度很难显见，只能通过考察每个人对礼法的遵守程度，来评价其修身立德的效果和层次，并对德高者褒，不肖者贬，因此，修身确要使自己做到“齐明盛服，非礼不动”（表率天下于礼），但又远不止“齐明盛服，非礼不动”。

修身的核心是立仁义之德而成性，其与万民修身的层次相同，也是以仁贪之气的修为为根本，以用智安情的中和之修为保障，最终成欲生情之常适为结果，但又有更高的要求。具备仁义的品质，一是为了能垂范万民，二是能把握治道措施所体现的治道理念贯一、相顺不悖。修身从孝悌亲亲始，使五常贯行于身边五伦，再推及百姓，方能起到垂范作用；同时，要体察民生关切，恪守中适之道（上下并育同悦之道），并以此作为治道理念。

在立德守道的率先垂范下，还要明于对百姓的引领、教化之要，在于以仁义通贯礼法、以臣民之互动判察治道之得失，方能持中庸以同上下；为此，要树立辨别仁义之大者（中适之洽）而遵笃的是非观，即所谓循“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建诸天地”的察征考建，以辨豫于仁义之大者，具备见微知著、由始知末的智的能力；其中，“本诸身”的起点就是对修身之立德、明道的要求，而形成见微知著、辨笃仁义之大者的清厘是非的能力是修身追求的结果，这在君王叫“明”（明本末、轻重、安危、微著的是非之端也，这也是做到“贤”的基本前提）；同时，若德恒于人性（天赋人同）、道凝聚众心（并育不害），则凡事之规划得立于本也，本清则末自正，所谓纲举目张也，故民易从而事简、功效著而长远。

明者，见事之本末、动之变化于初也；所以明者，德、道也；明由修身渐知德化之深，以至“不敢自是”的层次而来（也是基本认清了德道内涵与运行特征的修身结果）。“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於其所不知，难已”；故只有通过修身不断提高遵德笃道的层次，“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才能“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於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如此，才具有能明之质。孙嘉淦此言揭示了修身、笃德、自明而后听谏、尊贤的步骤次序。并且，明源于修身（包括自笃和纳谏），非源于苛察；以明主察是求德道之贯一，以察主明则指摘细节，必重末而忽本，亦使下手足无措，焉得集众智之力（明者，明于大小、远近、轻重，本德与道于仁义也。察者，察于得失、功过、利弊，本文法及上之好恶于言行、治效之类也）？明代刘安尝谏言：“人君贵明不贵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为明，天下始多事矣”，则进一步阐发了明与察之异：明是明德道之守，以人君先明率笃，而后是百官明且能笃（竞德选拔），而后是百姓皆明愿笃（率笃下的教化），体现的是上下凡事皆能顺人性而弘贤本，即便有失，上下也皆知互动调正的方向，遂成一心而能群，无往不克；察是以上监下的察下奉行上旨之偏失与否，体现的是以上意而统天下万机，若上意笃于德道，则可谓以明主察，只要凡事以德道为纲而充分与下互动，就仍属明以率导的内涵范畴；若上意偏离德道，则就转入凡事仅以一己之理为取舍而不顾念他人之理的自是方向，且察的力度越大，这种刚愎自专的倾向就越显著，即便有失也不得修改、更张，终难免不事与愿违以至离散人心。总结而言，明与察之异，在于明是人人皆有、皆知的治事原则（源自人性贤本的德道），是立足长远就可达成一致的逻辑，故有上下统一的笃行、维护之力（明非一人能明，而是使人人皆明；人人皆明而诚，本身就是主动的察失防弊），即便少有违拗或稍行偏失，也会被广大的其他人指出而复正；这是以察治事所做不到的，故以察为明、以察治事的核心是凡事只笃一己之理的自是。秦始皇因统一六国之功而自是至极，“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故速葬了秦历经数百年之图治基业；由是可见，自是必有所矜，一旦自是则必以察为明，祸乱亦随即而起。故“明”体现的是对中适之度的预判和把握，又分知仁之明、知义之明、知人之明。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儒学统治机理的构架（一）儒家治道以对君王的九经规范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