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屯田：

屯政也是明代垦荒安民的主线。洪武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50亩），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馀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如此朝廷只需补供不足，故大省输运。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馀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至此屯粮不仅自供本屯卫，还须额外纳粮（是苛敛屯政）。英宗免军田正粮归仓，止徵馀粮六石，是视科取重于军储的图眼前之变，屯政遂坏。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宪宗之世颇议厘复，而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间，屯粮愈轻，而是兼并、私取日重。万历时，刻薄求盈，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馀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馀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其弊如此，屯丁难堪其苦，逃田不息。

“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於农，其法最善。…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四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徵，三年后亩收租一斗（边地耕种水平不一，税赋总体应在什一左右）。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承元制海运），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天下卫所军士月粮，洪武中，令京外卫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城守者如数给，屯田者半之”。

“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军屯）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馀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馀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官军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又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守多於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挥提督之。…屯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徵子粒，且禁卫所差拨。於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於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宣宗之世，屡核各屯，以征戍罢耕及官豪势要占匿者，减馀粮之半。…英宗免军田正粮归仓，止徵馀粮六石（放正粮，屯仓而空，只征余粮6石，是视科取重于军储的图眼前之变，屯政遂坏）。后又免沿边开田官军子粒，减各边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时，边方多事，令兵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成化初，宣府巡抚叶盛买官牛千八百，并置农具，遣军屯田，收粮易银，以补官马耗损，边入称便”。宪宗时，边警时闻，故议恢复屯政，食储以外，以补官马，确是不求科取而务自实以强防务的军屯本旨。

“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宪宗之世颇议厘复，而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间，屯粮愈轻，有亩止三升者”。此时纳粮亩3升，非轻屯赋以助防；而是兼并、私取日重的结果，其利皆为内监、官豪所取。“沿及正德，辽东屯田较永乐间田赢万八千馀顷，而粮乃缩四万六千馀石。初，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恒足（边外军俸粮能够自给）。及是，屯军多逃死，常操军止八万，皆仰给於仓。而边外数扰，弃不耕。刘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责逋。希瑾意者，伪增田数，搜括惨毒，户部侍郎韩福尤急刻。辽卒不堪，胁众为乱，抚之乃定”。

“明初，募盐商於各边开中（聚民垦荒产粮、输粮易盐），谓之商屯”，开中的目的是募商民实边塞，以耕种产粮、纳粮易盐，商有所得，民得其业，则边镇充实，而不仅为边镇军储。“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详见盐法），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徠陇右、关西民以屯边。其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吴桂芳等争言屯政。而庞尚鹏总理江北盐屯，寻移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区画屯政甚详。然是时因循日久，卒鲜实效”；“屯粮之轻，至弘、正而极，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粮郎中不问屯田有无，月粮止半给。沿边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粮额不得减（纳粮额不减）。屯田御史又於额外增本折，屯军益不堪命。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馀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馀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其弊如此（屯丁难为其苦）。…熹宗之世，巡按张慎言复议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卢观象大兴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应举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间、天津设屯学，试骑射，为武生给田百亩。李继贞巡抚天津，亦力於屯务，然仍岁旱蝗，弗克底成效也。”嘉靖时，杨一清请复开中的目的是改变当时边镇只急军储的作法，回归蓄民兴业、充实边镇的明初安边之道（即改守为用），然与屯政配套的各种措施和度制已皆不在焉。自英宗，未慎于太祖军屯“勿徵”之诫，及孝宗又不明各边开中之义，遂致边储日虚。此时屯政主旨已变，不在实边储，只在增赋敛；而诸项侵夺已难撑亩斗之征，遂征粮愈多，逃亡愈重。而在理学治道之下，军士“月粮止半给”，导致军乱不息；至崇祯初，“诸部饥，告籴，不许”，其理在洪武尝有“屯田者半之”之制，以诸军本应自行屯耕产粮；然屡经宦豪肆掠、上下无纪，哪里还有久耕之田可供勤农的空间？其后贼乱四起，更不可能指望军屯有秋，故不仅至明亡足无成效，且致明军变乱愈烈、日益解体。可叹太祖兴屯之良政，终成军溃的祸殃，理学入治之害可胜言哉！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二十、（三）唐宋明清四代之食货--明代1（户口、田制及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