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捐纳官的管理。定例，捐纳官分发各部、院学习三年，外省试用一年。期满，各堂官、督、抚实行甄别奏留，乃得补官。除了通行的考绩之例外，历朝都额外要求督抚加强考察，康熙十八年，复令捐纳官莅任三年称职者，题请升转，否则参劾，以示限制。嘉庆十六年，谕：“捐纳员签分部、院学习行走年满，当详加甄别。近来该堂官于行走报满人员，无不保留。市恩邀誉，不顾登进之滥，可为寒心。”道光八年，谕：“酌增常例报捐（常捐指现行事例，即捐监、封增之类），分发人员为数更多，著各督、抚、盐政留心察看，不必拘定年限，认真甄覈。”咸丰七年，从御史何兆瀛请，诏各部、院考试捐纳司员，察其能否办理案牍。外官分发到省，例由督、抚考试，分别等第，黜陟有差。

光绪初年，朝廷以军兴以来，吏员选任多违典例（以捐纳、军功为多），从平乱转入民生治理之后，遂大整吏治。光绪五年，诏各省考试捐纳人员，府、州、县试论一，佐杂试告示判语；同时，屡断冤狱、求清是非（浙江葛品连狱、东乡狱事、江宁疑狱等），并于7年5月，下诏疆臣于命盗重狱按月册报，必朝廷亲审，知公断上结吏治、下连民心，期以明狱事整饬吏治。于是多有裁罢；八年，闽浙总督何璟言：“闽省应试府、州、县百五十四员，盐大使五十五员，佐杂五百九十六员，知府、直隶州知州、盐大使取留十之五，同、通、佐杂留十之四。”报闻。

    历朝开捐例之大略及其审慎。文官捐始康熙十三年，以用兵三籓，军需孔亟，暂开事例。十六年，左都御史宋德宜言：“开例三载，知县捐至五百馀人。始因缺多易得，踊跃争趋。今见非数年不克选授，徘徊观望。宜限期停止，俾输捐恐后。既有济军需，亦慎重名器。”帝纳其言。滇南收复，捐例停（13年-16年，平三藩，开捐，得用知县）。嗣以西安、大同饥，又永定河工，复开事例。青海用兵，馈饷不继，内大臣议停各途守选及迁补，专用捐资助饷者。刑部尚书张廷枢言；“惟捐纳所分员缺可用捐员，正途及迁补者宜仍旧。”从之（只有原捐纳官员缺，才能用捐纳官补）。雍正二年，开阿尔台运米事例；五年，开营田事例；十二年，开豫筹粮运例。先是俊秀准贡得输资为教职。已，虑异途人员不胜训迪表率之责，康熙三十三年，令俊秀准贡捐学正、教谕者改县丞，训导改主簿（俊秀从捐教职，改为县丞、主簿等杂吏）。雍正元年，谕“捐纳教职，多不通文理少年，以之为学问优长、年高齿长者之师可乎？”诏改用如前例（康熙33年，已令捐纳官之教谕、训导改为县丞、主簿）。

　　高宗初元，诏停京、外捐例。乾隆七年，上下江水灾，诏以京官中、行、评、博以下，外官同知、通判以下，无碍正途，如所请行。嗣是上下江、直隶、山东、河南屡告灾，辄徇臣工请，许开捐例；十三年，进剿大金川，四川巡抚纪山奏行运米事例；三十九年，再征金川，复开川运例；贡监纳道、府例，自雍正五年后，数十年无行者，至是复行。；五十八年，诏曰：“前因军需、河工，支用浩繁，暂开事例，原属一时权宜。迄今二十馀年，府库充盈，并不因停捐稍形支绌。可见捐例竟当不必举行。不特慎重名器，亦以嘉惠士林，我子孙当永以为法。倘有以开捐请者，即为言利之臣，当斥而勿用。”

　　嘉庆三年，从户部侍郎蒋赐棨请，开川楚善后事例，帝虑正途因之壅滞，饬妥议条欸。寻议：“进士，举人，恩、拔、副、优、岁贡，始许捐纳。非正途候补、候选正印人员，亦得递捐。现任、应补、候选小京官、佐贰，止准以应升之项捐纳。”从之。嗣以河屡决，续开衡工、豫东、武陟等例。十一年，定捐纳道、府，系曾任知府、同知、直隶州知州并州、县正印等官加捐，及现任京职，堪胜繁缺者，许以繁简各缺选用。其贡监初捐，及现任京职仅堪简缺，并外任佐杂等官递捐者，专以简缺选用（限制捐纳者身份和所捐去向）。

　　宣宗、文宗御极之初，首停捐例，一时以为美谈。自道光七年开酌增常例，而筹备经费，豫工遵捐，顺天、两广及三省新捐，次第议行。其时捐例多沿旧制，惟于推广捐例中准贡生捐中书，豫工例中准增、附捐教职而已。咸丰元年，以给事中汪元方言，罢增、附捐教职，其已选补者，不许滥膺保荐。是年特开筹饷事例；明年，续颁宽筹军饷章程。九年，复推广捐例。时军兴饷绌，捐例繁多，无复限制，仕途芜杂日益甚。同治元年，御史裘德俊请令商贾不得纳正印实官，以虚衔杂职为限。下部议行。寻部臣言捐生观望，有碍饷需，诏仍旧制。

光绪五年，帝以捐例无补饷需，实伤吏道，明诏停止。未几，海疆多故，十年，开海防捐（中法之战），如筹饷例，减二成核收，常例捐数并核减。自海防例行，惟川捐如旧，馀或并或罢。十三年，河南武陟，郑州沁、黄两河漫决。御史周天霖、李士锟先后请开郑工例，以济要工。部议停海防捐，开郑工捐。十五年，筹办海军，复罢郑工，开海防新捐（光绪亲政）。从中可见，帝亲政后对大办海军的急迫，因而颠倒了本末，而转为急功利之图。新捐屡展限，行之十馀年。二十六、七年间，江宁筹饷，秦、晋实官捐，顺直善后赈捐，次第举办。江宁顺直捐视新海防例，秦、晋捐但奖五品以下实官。庚子变后，帝锐意图治，言者多谓捐纳非善政，诏即停止。总体上，清代德立道明，民知所去就、官知应谋笃，使捐纳官实心爱民者众，遂有《清史稿》专为之列传：诸如硃其昂以“纳赀为通判”，“光绪初，直、晋灾，其昂输私财力任赈抚，以劳致疾”，并助办轮船招商局大有成效；硃其诏亦以“纳赀为知县”，既“扩充天津电报学堂，成材益广”，又“复捐自置天津法租界地四十亩”为海军医学堂校址，足皆成之；潘民表瘁於赈务，“每遇灾祲，呼籥奔走，置身家不顾…，赀斧悉自贷，及服官，俸入悉以偿赈债、充赈用”；严作霖以儒生奋起司赈事20余年，“及殁，子良沛出二十馀万金为恤嫠、保节、备荒等用，成其遗志云”；唐锡晋阖门殉粤难，誓奉遗训力行善，“二十六年，两宫西狩，关中大饥，人相食，锡晋醵金四十万往赈，历二州八县，艰困不少阻”；娄春蕃以贡生纳赀为同知，“久参北洋幕府，李鸿章尤重之，常倚以治繁剧”，“及联军猝至，同僚皆走，春蕃独留不去，艰苦谋搘拄…，约成，辞优保”；其他如洪汝奎、史朴等为国家筹款、还债者，不可胜计…；可知咸同以下，纳资除授之例虽多，然不为谋官而义于拯民救国者亦众，是有清别于前代而史家专作列传之由也。

在农耕时代，一遇大灾和战乱，生产即急剧下降而百姓迅速进入苦难，为了应对，前代往往都被迫行聚敛之政，以致动荡不息、社稷沦丧；清代之捐例（暂行例），是朝廷应对大型灾、乱及河工的常用措施，显然不如增赋加派的征额有保障，而且实际岁入也不多，“光绪初，议者谓乾隆间常例，每岁贡监封典、杂职捐收，约三百万；今捐例折减，岁入转不及百五十万”；即便以乾隆时的300万两计（历朝之最），也只占财政收入约7%；及至同光之际则仅有半数（占3.5%），故光绪五年，“帝以捐例无补饷需，实伤吏道，明诏停止”。捐额不高，反映了准捐限制严格；每遇大事往往仍以开捐应，是对大突发事件的忧患与增赋加派扰民之间的权衡结果；而能在捐额不高的情况下，完成对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甲午、尤其庚子以后，被列强劫掠、赔款之重灾，不可并论），既说明了不加赋税，对安定人心、促进生产的持续保障作用，也彰显了清代诸帝多节俭恤民。清之捐例虽有较为系统的制度设计（区别于其它朝代的关键），比前代之聚敛，其得失全在帝心和民心，倘若不具备前两条的保障，确实殊难评判（由此，也可见儒家文化的人心凝聚之力）但无论如何，捐例都是弊政：对官员任用改倚为察，分吏治清浊难立界限…，这些对朝廷而言，都是极其危险的变化，所以历朝诸帝开捐物不慎之又慎，且总告诫后人勿开。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 十九、（四）唐宋明清四代之选举--清代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