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出身贵贱之贵，即社会对所谓皇亲国戚、仕宦子弟的尊重（包括某些特殊待遇），除了时代无法摆脱的家天下因素外，实际主要是贵贵和亲亲之礼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不是这些人本身有什么可敬之处。同样，尊贤与亲亲之礼也会相互作用，比如对忠贤后代，朝廷录官赐爵、百姓敬仰眷惠，即使忠贤已逝或不再为官，此所谓“善善及子孙”者也（“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春秋》之义也）；这也是中国古代注重门风传统的背景基础。这样，在教育条件、手段极差的古代，采用礼教的方式，能够达到“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的目的，促使儒家所要求的以五常贯行于五伦，再推而广之的社会秩序尽快形成。当然，我们今天的教育条件和手段已极为丰富，礼教的方式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再适用，但不能因此以今非古，同时，避免妄乱以安民之情、“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的目的是没有变化的。

那么，在家天下的时代，尊卑体系最上端的君王，如果无德昏暗，不行于仁、不笃于义，则如何维护以仁义、贤德为核心标准的等级秩序？孟子认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这是说，为君道（包括立德修身、尊贤礼士、推行仁政）是可以成为君王的前提，如果悖道而行，则百官、百姓亦争相效仿，“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天下将趋于混乱，此时，贤德之臣应竭力劝谏君王改正，若其一意孤行，势必最终发展到贼仁、贼义的程度，那么君王也就成了“残贼之人”，即“独夫”，对独夫天下人可共诛之，然后改朝换代。这是在民贵君轻思想下，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终极被动调整，但这种终极被动调整对百姓、国家的伤害很大。因此，西汉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一体论，假以天象时时告诫君王常怀警惧之心，这样除了人臣劝谏外，又增加了更有威慑的力量—天谴、天罚、天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君王修德的自觉、自省和警戒，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违反仁义过程中及时主动的调整。这种主动调整和被动调整，再加上尊贤以德序、长幼（亲亲）以齿（年龄）序、贵贵以爵（官职、爵位）序的尊卑体系，就构成了儒家相对完整的等级秩序更替的辩证伦理观（与同时代，世界范围内其他等级秩序的伦理观相比，是相对完善和进步的）。而这种等级秩序的辩证伦理观是以仁义、贤德为核心标准的，但在理学治道下，因理赋有了向权力倾斜的特色而使上下不能同理同情，原本用于激励万民上进的礼制体系也随之转变为彰显上下尊卑的枷锁（详见“十二、程朱理学完全不同于孔孟之儒学”）。中国古代民籍亦有良贱之分（非指汉末的士庶之分），如奴仆、倡优等业历来为贱，但与全球其他封建体制不同，儒家治道贱业不贱人，故孟子有“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之说（即主张人格平等）；贱籍或因犯罪、或由穷困、或为逃避等，迫以下役为业而来；贱籍之民的人身权利虽也受到保护，但与良民并不平等，财产权则更受到限制，基本无政治权利；在大多数朝代，都允许贱籍改业为良，而贱民子孙多得以改业（父辈奋斗的心愿，加国家鼓励），因而少传世之贱籍。但到了明代（元代之等级制度已完全脱离儒家，故不言之），本朝贱籍几无以改良，使贱籍身份固化，基本上从贱业转向了贱人，故祖袭之贱民愈众（诚无辜者也），亦为理学治道之害也（清代回归中适，故又不断削除累世贱籍，促民改业为良）。

此外，一个地方的礼乐特征，会直接反映百姓在秉行礼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态和风气，是判断地方治理和了解政举符合民心的重要标准。贾谊曰：“安首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道之以德教者，本质是国家君上率先以人的社会性，即能群见远之性主导思行，遂垂范引导百姓能群之性的弘扬；驱之以法令者，则率先以人的个体性，即唯我苛人之性主导思行，遂促使百姓唯我之性的泛滥）；《吕氏春秋》云：“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世浊则礼烦而乐淫。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虽说乐对人的性情有化动作用，但其化动能力的大小却取决于乐与人之心境情感的相合程度，与人的心情越相合，则化动能力越强，倘若一个乐曲能与大多数百姓的心情相合，就会被广泛流传，因而形成一个地方、一个时期乐的流行特色（不能入心之乐，即便听得再多，也只不过昙花一现、难以流行，原因就在于与广大百姓心情不合，故论一地之乐风，“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此亦唐太宗之驳杜淹也），故听乐所流行，就可知这个地方、这一时期的民心所同，是喜、哀，是安、浮，是静、躁，皆难隐匿，这是乐能鸣释民风民情的根源。同样，虽说礼是德道之形，但其所彰显的秩序规范，更具有上行下效的特征，如果地方为上者好恶悖德、趋利重刑，其喜怒哀乐自发不当义、节止失则，必使下无以守仁持正甚至荼毒逆乱，如此层层推助下移，必致民风之变；故胡林翼尝言：“官吏之举动，为士民所趋向；绅士之举动，又为愚民所趋向。未有不养士而能致民，不察吏而能安民者”。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上行下效，首先在官笃德之变而生守礼好乐之变（即礼乐之变），进而带动民风之变，即一官失道则一郡礼乐乱正，一政生弊则民风必达其变；同时，为百姓所趋向者，在于社会崇贵的风尚驱动，古代以竞比贤德选拔士绅作为官员候选来源，这样，结合进业等级秩序的激励（包括各种待遇），就使百姓以效法绅士的思行规范为趋向（以期自己和后代成为士绅），从而巩固崇贤贵德的风尚。如果士绅以至官员非竞贤德而是竞奸诡选拔来的，则百姓就会效奸诈是趋；如果社会以嗜财崇富为风尚，就会使德道成虚、人人怀利，则百姓自然唯利是趋、不择手段。因此，礼乐在掌握地方治理情况和了解政举得失方面，具有彰显民情、主动防患的作用（即察礼乐之所变，可知民情之所疾）。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三、儒家文化之礼（《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