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简要说明与一般宗教的区别。首先，孔孟儒家学说本还不能算是宗教，自从西汉儒家并入天人感应论，使儒家学说结合了天子论的天人一体自然观以后，因其完善了伦理自然观，则不仅可认为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良好的宗教（两个标准：合于人性而能凝聚人心，和谐自然又能积极探索）。光绪31年所颁《学务纲要》云：“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学堂不读经，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但儒学与一般神化宗教相比，仍有较大区别：

1）核心教义来自人性本原，并具备完整的治道逻辑：前已述及，儒学研究的重点是致力于使民能群的逻辑探寻和秩序规范设计，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价值观源于人性本原，这样外来强加性的理念就少，极为朴实而深入人性；笃上下兼顾之中适、辨仁义之大者而遵笃的是非观，强调所求“是”的社会性和长远性；以仁义、贤德为核心标准的辨证等级秩序，则要求君王率先垂范，激励人人积极向贤，等等。归纳而言，以仁为德、以中适为道以求人人并育不害，是由爱人而使民能群，能群进而见远、智广、力大，遂可胜大物、捍大患、抗大灾、御大寇，因以邦国强大。

2）其所谓尊神，要在任贤奉政，而同心就化者也；且其人格神的涵盖简单博大而亲切近人：《春秋繁露.立元神》云：“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欲为神者在于同心；贤者备股肱则君尊严而国安，同心相承则变化若神，莫见其所为而功德成，是谓尊神也”，可见，儒家神化自然的本质是借天地对万物的化育，来诠释仁政是天子本分、治道之正，主化者皆以神尊，因而除天地以外，君、亲、师三者并入于神道。

即所谓“天地君亲师”是也。虽也有“上帝”之谓，实际仍是指天地。尊天是对自然的敬畏（规律），尊地是对自然的感恩（物产），尊君是忠君爱国，尊亲是敬祖孝亲，尊师是尊孔尊师重道；所以，儒学着重的是阐述天、地、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把敬天地引申到忠君、孝父，其重点仍是在研究人性及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秩序的哲学。

3）在天地生养人并赐予人各种原始物质资源的同时，构建人类社会的主体却是人本身：一个社会（国家）的兴衰存亡主要取决于人（君王及其臣僚）的德行和仁政举措，而非天地的赐予，故孔子有“天地之性，人为贵”之论，其中既反映了无论物质建设抑或精神建设，人的主动探求和作为才是使社会和谐繁荣的关键，同时也强调各类建设的目的是积极奉人（这里的人，指每个人而非少数人）；但天地会对治理的方法或效果通过祥瑞或灾异进行评判性提醒和警示，这种评判既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关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并育不害关系。实际上，促使了君王自省、自戒的频繁化，故能不断适时检讨为政之得失。

4）要求构建以仁为德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是法天道者也（德的层面）：“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此处受命于天的人仅指天子，为的是着重强调君王和国家率先垂范的首要责任，然后是对百姓的主动引领和带动（教化）；

落实以仁为德到一事一物的实践上，就要以中适为道，即上下共同恪守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之道（中庸之道），是统一价值观规范的实施途径（道的层面）：“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从而使上下得以同道同情同理，使价值观得以上下共同遵奉和维护（而统一），方能上下一心，凝聚万民；

（古代）普及德和道的主要方式是推行将道和德形象化的礼制教化，并通过每个人对礼的遵奉评价其尊德笃道的层次，进而形成辩证的等级激励体制；这样，使每个人在遵从礼教的过程中，感悟道德的化育，进而秉持五常价值观、恪守中庸之道，形成人人自觉向贤、积极奉献的社会秩序。

5）遵从教义修身的目的：不是神的要求，也不是为了来世，而是为了自己能生活在和谐的社会中，为了自己利益的长远与稳定，也为了自己能身心舒畅，因为有诸己者皆会反诸于人，由己悖德而出者皆会对己悖德而入。特别是君王的修身，肩负代天牧民之责，所以，每树一德，每举一政，不仅自节于义，更要察于臣民之互动、考于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以判其得失。

 6）天地对人的影响（包括鼓励和惩戒），都是对天子而言的：“唯天子受命于天”，而不是直接奖惩百姓。《春秋繁露》详细解释了“人之受命于天”的含义，云：“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时而必忠其受也，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谓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孔子所谓君命顺逆，是指顺逆于源性之德道，也是最广大的民心；臣民有顺逆，则指顺逆于君命、法令治措等，从而决定人心聚散、民生苦乐。即便宪政时代也一样，与家天下的时代相比，只是多了对治政偏离德道的监督与匡正手段和途径）。可见，虽有泛指人类起源，即“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的一面，然若要求须主动顺应天命而为，则仅具象特指人君；民对天命的顺逆，则完全取决于君之顺逆，所以，“人之受命于天也，取天之仁而仁”中的“人”，仅指天子或人君（后至理学，则由君扩大到了民，从而使理学与孔孟儒学产生了本质区别）。神化天子的目的是为了劝君行仁于民，所以，儒学首先强调的是规范君王的思行，以引导、教化、带动百姓。

可见，儒学伦理自然观的核心是天人合一思想，即“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其以并育不害为准则，故而得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的君民关系的基本结论；所以，儒家纲常要求自上而下奉行，但所奉行的内容则是率先主动对下的仁德中适，并从人类社会推及自然万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相比人类其他早期哲学、宗教，是具备很多优点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所有理解了这一文化的外族统治者都会主动放弃自己原来的统治哲学而遵从儒学的原因。同时，虽然儒学引入了包含天子论的天人一体自然观后，神化天地以神化天子，但主要目的是规范君王法天而善待百姓的思行准则，从而保证和谐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定，这也是优于其它宗教的。但从另一角度看，儒家没有对自然具象化的人格神及其详尽描述（天地只是概念），在对自然有太多未知的古代，由于教育能力有限，对不甚通晓儒家义理本质的民间来说（多只是约于礼的外形），显然无法满足一般百姓崇拜自然的需求，也促使道教（宗于道家而神话之的民间产物）、佛教长盛不衰，实际上起了填补这一需求的作用。佛、道的传播广泛，一方面，既确有辅助个人修为、增加善念的一面，也使其不断对儒家治道产生杂扰性影响（如唐代的无为、恕恶，宋代杂老释而成的理学）；而另一方面，因难以分清孝祖敬天、并育不害的伦理（天人合一的哲理）与迷信鬼神之道的区别，不仅成为历代各地民间迷信的源头，进而常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屡兴祸乱，而且帝王颇受其惑者亦不少，如唐懿宗之礼佛、明世宗之崇道，都以超出了修身弘善的范畴，而步入迷信以至政颓（两者核心区别在：不以妄求福报图治，不以国财饰伽兰、兴庙宇，不因崇修误朝事而应守善念以为政。比较明代之尊佛，成化以后又转崇道，与清代诸帝之尊佛，就可知其异），尤其主动援入虚化自然本原而万理同原的理学出现之后，进一步加大了以本原要旨解析和指导对自然细节认识的普及力度，既使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越来越受到伦理的误导和束缚而远离唯物；也使不明义理本质的民间，迷信愈加泛滥。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