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礼制规范（仍象以周仪、宗于礼记）是按照君子所应笃行的德道标准制定的行为规范，要求士人以上遵守，一方面可引导、促进普通百姓向贤，即所谓“勉民使至於士也”，另一方面也由于百姓“遽於事且不能备物”，如守孝三年之丧礼必荒于田，车礼必备有车等，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对礼制规范并不苛求一般百姓，只是要求从礼之义、尽其心力即可；也就是《礼记》所谓“礼不下庶人”，与“刑不上大夫”一样，首先是针对其制而言，直译即：刑制之目从最低民级一直上到商、工、农、士等，但上不到大夫（诸侯国之卿相）；礼制之目从最高的天子一直下到诸侯、大夫、士等 但下不到庶人。“《尚书》称「天秩有礼，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即礼为当为之规范，刑用是禁止（不当为）之规范。具体而言，礼制是针对天子、诸侯、大夫、士之行为的当为规范，但不应有针对庶人的当为规范，以其急于事而不备物也；刑制规范主要是对普通国民的一般性禁止规范，包括农工商兵以至士的通行性份内、职内的失渎职处罚，但并无对大夫以上职内的禁止性处罚，以其谏佐君职之贯行德道的特殊性而只能约于礼也（大夫失德悖道之罚在依礼之君断、八议之类。关于八议，唐贾公彦疏：“案《曲礼》云：‘刑不上大夫。’郑注云：‘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若然，此八辟为不在刑书，若有罪当议，议得其罪，乃附邦法而附于刑罚也。”郑玄所言，为汉制以前者；而《旧唐书》言唐律：“有议请减赎当免之法八：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宾，八曰议勤。八议者，犯死罪者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奏请，议定奏裁”，则是八议入法，使所有犯死罪者皆同也）。礼制的核心是遵德守道之规范，西汉以后，渐拓展为全面的德道规范（并不以礼典有无为权）；要求士大夫须遵守德之规范，是其为政率民的责任所对应的义务，以士大夫惑政之易而率下之责重也；诸如吕惠卿行青苗之竭力、王士俊创翻案之荧惑，于德则显见其恶，于法却难设其罚，固知谏佐君职岂是以法刑可正者哉！但德隐而以礼为彰形之器，故以遵礼制为守德，违犯者就要受罚，此曾国藩所谓“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以其心术不正害政伤民之大也。公禀，即文法明令），故而《礼记》有乱政、疑众之诛（如“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所以，把“刑不上大夫”误解成大夫犯刑不罚，不仅不符合史实，而且也不了解礼制，更不知自商代而后，对官员之监管越来越成为重中之重，故《尚书.伊训》曰“制官刑，儆于有位”，而清代刑法“治民宽而治吏严”。这里要注意两点：一是士以上（包括大夫）不遵礼制就要受责罚，直到贬为庶人，犯刑更要受刑罚；二是犯礼严重往往是入刑之目，即百姓亦不得犯礼严重。其次是大夫犯刑，虽籍古有以不辱于士直接赐死之例，但历代鲜有实遵者，而多酷加刑狱，故汉有廷尉、明有诏狱，皆直拷捕犯刑之官员。“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表明了对地位不同者之行为规范的不同管理特点：对地位低者主要要求其遵守不得为的规范（也鼓励其尽量效法当为之规范，类似当今的负面清单管理）；对地位高者则要求其遵守更严格全面的当为之规范（即按价值观规范全面管理其一言一行，违犯者要受处罚）；故而董仲舒对上下治身规范的差异有云：“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这种上紧下松的行为规范管理模式源于上能表率于下、下效法于上的儒家治道要求。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三、儒家文化之礼（《儒学浅析》）

6、法律体系的保障层次和调整倾向不同：儒家不仅强调礼制与教化，也要求建立法律保障体系，但因儒家以上率下的治道特点，使礼制更为突出，而以法制为最后防线；故而两者在适用范围上区别颇大，总结起来，就是以德治吏、以法治民；前面“礼制”讲过，官吏以至士人，负有为政率民的责任，故皆须遵守德道之规范，因礼是彰德之形，故礼制核心是遵德守道之规范，西汉以后，渐拓展为全面的德道规范（刑制只是守法之规范）；这是由于谏佐君职之施政绝非能以法刑可预设匡正的，故康熙帝谕：“大吏以操守为要，大法则小廉，百姓蒙福”，以其德操能正政令及教化于贵一也；曾国藩云：“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以其心术不正害政伤民之至大也。所以，礼制规范是按照君子所应笃行的德道标准制定的，要求士人以上遵守，而不苛求一般百姓，只是要求百姓尽量从礼之义以促其向贤而已；而刑制规范主要是对普通国民的一般性禁止规范，包括农工商兵以至士的通行性份内、职内的失职、渎职处罚，但并无上层官员履职的失德悖道性处罚，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参见：“三、儒家文化之礼”）。显然，儒家清楚法刑对掌握公权者之心术不正的无奈性，以其既可曲解律条，又可因用更法；而德有其常（源于人性贤本，谓之仁），道有其纲（源于并育不害，谓之中适），故无论事易时移都有恒可守，而法亦必以贯行德道方为良法（这也是儒家以德为本、法为末的原因）。这种上紧下松、对地位不同者之规范要求不同的管理机制，是儒家上能表率于下而使治道中适的保障，有了中适的治道环境，才能发挥礼先法后、多德少刑的治理效能。可见，儒家之法与法家相比，立法、执法的立意和层次都存在重大差异。法家没有礼制规范作为法制的上层保障，更不会要求地位高者遵守更加严格的规范以垂范下民，上下皆靠法刑规范，所以，法家必然“刑上大夫”，否则上层官员何以制约？然而，法毕竟无法匡正德失，在以术求用之下，竞诡比获，是以任奸、取巧、使诈者层出不穷，遂至上下猜忌、彼此狐疑，终成散沙（儒家的“刑不上大夫”不是说大夫犯刑不罚，而是说刑制中不列入对大夫份内职内之失的处罚，因大夫主要受礼制约束，犯礼都要受罚而可能贬为庶人，更不用说犯刑了，所以，认为法家的“刑上大夫”是强调法律人人平等，因以得出法家优于儒家的结论，是对儒家与法家区别的重大误解）。但无论如何，法家之法也仅是对君王及家族以下人员的，如太子犯法，商鞅只黥太子师，君王罪再大，也只能诿过臣下，即所谓“有功则君有其实，有过则臣任其罪”，绝不可法而诛之，否则就是弑君大罪、大逆不道；不像儒家之法是对礼制配合而共同作用的（礼制惩戒之后，法是保障社会秩序的最后屏障，着重体现的是价值观规范），不仅强调率先垂范、由近及远的遵行，故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而且突出遵行的平等，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故隋文帝有“何不别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亏法！”之谕，甚至当君王贼仁、贼义时，儒家的调整倾向也认为应法之、诛之，以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秩序，如：伊尹放太甲、霍光废刘贺，以及汤武革命，在儒家认为都是顺天应人之举，而在法家则认为是大逆不道；法家的法治重刑而轻礼，强威而少恩，为了使民不敢，而不是不愿。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十四、简述法家、道家、佛家与儒家的区别-1（《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