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事君、辞受必以其道，平世则忘己以安民，乱世则修己而独善。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是故君子应怀欲仕之心，且可急，然不以其道不处。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於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禹、稷处平世，治事而忘己；颜回处乱世，清居而独善，故孟子曰：同道。被发缨冠者，言急切以至不得冠戴之隙，遂极易被误当作斗殴者。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孟子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於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於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於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孟子辞仕之道，仍在求仁政之道行，既去，尤望“王由足用为善”；虽遇俗讥，无损焉。

君子接受国君馈赠，“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万章曰：“今有御人於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礼，斯可受御与？”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憝。’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於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诸侯取之於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充类至义之尽”者，言虽皆可曰盗，然亦有所殊异者也）。万章以当时诸侯取民重如盗，故不当受其馈，是绝可教者也，如能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则堪为可教导者，君子之则在导之向仁。

孟子对古之君子辞受之道总结云：“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之，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此外，孟子还比较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的事君、辞受之道：“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於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认为皆圣贤之道也，进而总结：“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伯夷清道之笃，能使顽、懦之徒闻而亦有所守，柳下惠洁身之重，能使浅薄之辈闻而亦趋宽厚；唯孔子之道能守中正仁恕也；是故而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然而，伯夷、伊尹、柳下惠虽辞受之道不同，其追求仁的目的却是一样，“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汙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故皆圣贤之道也。 

3．9 修仁义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君子（大丈夫），以下分笃道之坚而不论穷达、行有不得自反于己、安感官之欲而成仁义之性、君子所乐与君子所性四部分加以说明：

1）笃道之坚而不论穷达：

君子守义遵道已成为自身的品性，不以命运而改变，不以境遇而变化，穷困也不失于义，发达也不脱离于道，所以，君子穷困时独义于身，发达时则行道造福天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见於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2）行有不得自反于己

君子必率先行仁，行有不得者则必反求诸己，是君子笃行和修身过程中的重要自省，是秉持中适是非观的起点，也是为政者的施政举措对百姓不期反映的必要态度。首先，君子必率先行仁，“君子所以异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吕氏春秋》亦云“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无不遇矣”（无不遇者，人皆恒爱、恒敬之也）。其次，如有不得，则必先自反省：“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同时，孟子又举例说明君子行有不得者皆先反求诸己的过程（也是笃于中适的起点），并得出结论，君子因常心怀自省，所以没有突然不测的祸患：“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於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终身之忧者，忧其德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於天下，可传於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3）安感官之欲而成仁义之性

感官之欲是人的本性，但君子在口目享乐的感官之欲方面，能做到安于命而不受纵于性；而在修仁义礼智方面，修成性而不只安于命，所以，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声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於父子也，义之於君臣也，礼之於宾主也，知之於贤者也，圣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嗅、四肢之于安佚，这些都是感官所欲之性，是否能够得到，就要看命运机缘了，一般人是依本性之欲去做、去追求的，而对这些感官所欲之性，君子只承受命运所赐（而无怨），不去考虑、强调本性的欲望（节抑不肖性）；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知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这些都是五常五伦的价值观准则，对于一般人是否修成具备，就看命运机缘了，但对修仁义而成君子的人来说，却已是修成之本性所具备的品格（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在这方面，君子只依修成之本性去做、去追求，不靠命运机缘。

但如何能在口目耳享乐的感官之欲方面做到安于命而不受纵于性？而在修仁义礼智方面，修成性而不只安于命？孟子提出的方法是寡感官之欲，方能多存仁义之性：“养心莫善於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这里要注意的是：孟子以寡欲言修性，与其人性本善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尚未认识到人具仁贪两重性、修性之要在其度之适的把握，故曰“有欲而节”；但寡欲并非灭欲、无欲，本质仍同“有欲而节”（后被程朱理学发展成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偏误了），所以，对陈仲子过分的苛己苦廉，孟子评价说：“於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过之尤不及，皆非也，为廉者，仲子过之，故非之）。

4）君子所乐与君子所性

君子三乐，乐孝悌之行，乐天命人事之正，乐英才之教化，这是居易以伺命和为官率民阶段的个人所乐，但受命成为君王之后，就要发生变化，所以，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又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见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这是君子受命不同阶段所欲、所乐、所性的递进层次；乐者，兴致取向也。一旦成为君子（为政治民的官吏），就须有君子之乐好（三乐），而不同于常人随性之好；一旦成为君王（王天下、广土众民），就再难有作为普通君子之乐好了，其所乐好者，是“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君王之乐好，与此同时也不能再以常人之性为性，而须转变为“君子所性”。普通君子的三乐虽属个人之乐，但皆仁义礼智得全之乐（明德笃道者之乐也），实际也是成为君子的要求；可如果王天下成为君王，这种一般的君子之乐就会转变成君王之乐，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中天下而立”则明道，“定四海之民”遂民安，故君王之乐，又是普通君子能有三乐的基础。广扩疆土、汇聚更多百姓（王天下）是君王所追求的，但一旦地辟民聚，君王就要用心于“其道大行，无一夫不被其泽”，所以具体治民教化之类的日常政务不可能亲力亲为（自然再难有这方面的个人乐好，而需选拔其他君子为之），同时，亦更加远离常人之性了，故曰“所性不存焉”，常人之性，不仅指感官之性（“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声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更是指“心缘利动，言为甘闻”的好恶之性，《旧唐书》尝曰：“君人者，中智已降，亦心缘利动，言为甘闻，志虽慕于圣明，情不胜于嗜欲，徒有贤佐，无如之何，所以礼经戒其勿畜。…玄宗以圣哲之姿，处高明之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后之帝王，得不深鉴？！”“君子所性”则是专指把贤性之本发扬、巩固成为君子特有的品性，即君子修成之性（仁义礼智根於心所表现出来的结果），这是君子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决定的，故曰“分定故也”；其能“分定”者，因安于欲之性而成于仁义之性也（即已修成君子）。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做事过程中，有意想不到的成就而受到褒奖，也有因追求尽善尽美而导致的责备甚至污蔑。君子但修己者，不可心存不虞之幸，亦不可弃求全之道，这也是“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的具体体现。知人者，不可因不虞之誉而识人、举人，亦不可因求全之毁而黜人、误人；孔子也说过：“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

综上，孟子对修仁义之道的论述，既是君子修身以成仁义之性的指南，也是个人修为过程中，普遍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所以，实际也是为君、为官者在率先垂范推行教化过程中，着重对百姓诠释和培养的细节方面，以更快、更深地淳化民德、移风正俗的要领。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九、《孟子》析读-1（《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