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谋道不谋食的君子来说，出仕的目的不是为了俸禄和权力，而是因为贤德不仕，亦废君臣大伦（与家之父子大伦同样重要），目的是为了对道统的上下共同维护和推行（即以其道率民、治民），所以，面对所谓洁身自好之不仕，子路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另一方面，孟子强调：“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言君子约于礼而成盛德者，修性也；其之于仕也，俟天命而已矣；俟命者，不逐于爵禄也，不以其道不事也，是故当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时，孔子的回答是“有命”（孟子以此说明“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所以，君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是以一方面，明德笃道、修己向贤，而成“人爵”之附；另一方面，“见贤思齐”，知不足而后能让。《礼记》言“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教者，为政率民之首务也）”，可见，君子出仕也是在政务中，以诚笃行中庸而表率万民、教之向化的过程，故须本于性而明德、和于众而彰道，并结合普教化成之功的难易深浅而量知个人德才长短，既以胜任而素位，又能知贤而举让。

公孙枝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而曾国藩荐胡林翼，言其“胜己十倍”。这里注意，让贤之让是君子见贤自省而“义之与比”的结果（以精进事业），属于君子之和，与礼让之让不同；礼让之让是日常谦恭、仁而不争的行为规范（以垂范风化），属于君子之周，如孔子所谓“能以礼让为国”，《礼记》所谓“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皆礼让之让；儒家强调礼让的目的是去争利之心，孔子尝云：“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这里的进退指官爵高下直至引退）”，是说让与争导致的秩序差别，其中包含君无急功之图、臣有认失之诚、朝尚廉让之风等涵养德道秩序的诸多方面（而非因个人保身、畏难的不肯没身而争之求退）；《晋书》尝言：“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让则竞推于胜己”，是说只有礼让之风兴，才更有助于人们发现己之不足、人之胜己，才更能明贤让贤，也才更能修己有成（否则难免被利争之欲所迷惑）；让贤之义在于贤者适任的功效实绩要好于我之任，故让贤能使百姓更加受益，也包括使我和我子孙更为受益，其本质是明见长远而不惑于眼前（故须立德道而长笃并广行教化与竞德，否则谁又能见远而不为利趋？）。同样是让位，也有让贤、礼让之别，泰伯之“三以天下让”可谓让贤（知季历之子昌贤足以兴国，而己不能也）；而春秋宋宣公传位不与其子与夷而与其弟和，其弟穆公亦不与子庄公冯而反让之兄子与夷，则属礼让。 

 为官之道，要多闻多见而慎言慎行，才可能合于治道民心而胜于所任，这倒不是为自身考虑，而是担心在己所差之毫厘、在万民则可失之千里，言行过或不及，皆有厉民之患：“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所言所行要以正义、助民为己任：“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以义正己而助民，才能垂范化民。尽职之道，在于胜任职内之责而不逾，故孔子曰：“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不推托、不文饰的根本在于德才能称其职、胜其任）；孟子尝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位卑而言高之罪是指以下干上之罪，其所谓言是擅指上职的妄言，如上政未有民怨、失当之类，也未征询于下时，在下者即对上政的擅言指画；但若上政有失或征询于下，下就失而谏、因询而言，则皆非位卑而言高；与素位而行是一脉相承的）。事君之道，也不是一味的听命服从，故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劳之、诲之，是爱、忠的具体表现，所以，事君、事上都应秉持中庸之道将自己的所知、所虑谏诲其上，故孟子又曰：“责难於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这是本质上的恭与敬）。但谏诲是讲究职责及方式、方法的，否则将可能收不到效果或适得其反。首先，对诤谏与隐或默的把握，在于职责的内涵和效果的判断，如孔子曰：“事君远而谏，则讇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王珪亦尝谓唐太宗曰：“禄重责深，理须极谏；官卑望下，许其从容”，这与礼制上紧下松的规范要求是一致的。比干谏纣而死，孔子称其仁，而泄冶以谏被戮，孔子则曰：“可谓捐矣；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徒称无益；泄冶既官卑望下，更未对直谏效果作适当判断，《后汉书》尝云：“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若比干者，可谓“杀身以成仁”（遂定武王伐纣之志），而如泄冶者，即便杀身亦难以成（弘）仁，应谨守“不为求生以害仁”即可（如因违抗祸国害民的君命而就戮，就属于下大夫以至士这个层次上的杀身以成仁了）；观明代蒋钦切谏刘瑾悖逆蠹国，然却欲以武宗之昏聩而明辨“瑾忠乎，臣忠乎？” 屡创不悟，终至身死，以至“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则可进一步了然“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之所谓（亦可见明中叶以后，士大夫离弘道愈远，遂有明史“矜名”之叹）。其次，还须讲求进谏的时机和方式，如孔子有“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此处的君子是主上、君王，言为侍上之谨慎，包括进谏；即便是泄冶之谏，若能选择更恰当的方式或时机，不仅可免于被戮，效果也会好些。如果谏诲无用，君主冥顽不化，孔子认为应该或隐或默或愚（与孟子不同），尤其欣赏宁武子之愚：“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柳宗元谓宁武子之愚：“智而为愚者也”。

对为官的与同僚相处之道，孔子提醒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说同学未必能同就于道，同就于道者未必能在共事时有同样的价值观，有同样的价值观未必能在非常的是非抉择上相同（包括为求得其是所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其中同学指的是个人关系，同就于道者是道合者，共事能有同样的价值观是志同者，基于志同之权指的是立足价值观对是非的抉择取向及所采取权谋与步骤；道合者必以相近的明德层次，才能成为志同者，否则仍属于“道不同，不相为谋”。权者，综合利弊以为取舍之考量也；价值观相同之下，寻常事物因有常规，其是非自然能同，故无须多权，但对非常事物以至某些是非细节，则往往需权以抉择其是（以及为求得其是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人人之结果也就未必相同了，本质仍在于集智以明长远的程度和层次之异；故《后汉书》曰：“权也者，反常者也。将从反常之事，必资非常之会，使夫举无违妄，志行名全”（反常者，无常可循或不循其常也）。昔者齐师大败于鞍，齐顷公陷于敌而为晋军所虏，“（车右）逄丑父与公易位”假冒顷公，且“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遂使顷公逃免；此杀身以生君之权，有大义之心，可谓难矣；然儒者仍以为丑父权不中义，何也？国破身虏，大辱也；辱至于此，则君以死为正而不求苟活，丑父之权不能佐君于正也（若能设法冲出重围使君不受虏，或劝助君作最后冲杀而同死于阵，皆可也），故曰“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君（上）以何率导于民，则国（下）必有相应之效，此权所以难之一端也；子夏有“大德不逾阑，小德出入可”之言，董仲舒亦曰：“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阑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尚归之以奉钜经耳”，故志同之权变，是小德出入的权量，须在确保大德（钜经）贯彻落实的同时，通过探讨、沟通、解释来相互引导、辨析和协调（以明于是非）。可见，即便具备相同的价值观，也未必能在德义之大小、利害之远近、是非之曲直上皆有共识，以认同求是的抉择以及为求是所采取的细节步骤和措施，这不仅需要对是非辩证逻辑的把握基本相同，而且要能虚怀若谷、广议集智，所以，儒家在是非抉择上，除了清晰德道作为辨析标准外，更要求建设充分的辩证逻辑保障层次，以及竞德拔贤而集贤广议的集智方式。

辞受去留之道，是不废君臣之义与自洁其身之间的选择方式，诸如于礼之“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等（《孟子》）。古之先贤，有捍卫其志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有贵道者，“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还有洁身者，“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此三者皆贤哲之举，皆可供后世垂范，孔子曾经赞赏过直道的史鱼和洁身的蘧伯玉：“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同时，也效法过不降其志的伯夷、叔齐：冉有曾问子贡：“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虽然孔子既认可这些贤者的辞受去留之道，也欲兼而用之，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但他更看重能否使自己的抱负得以施展，而不肯象柳下惠那样降志辱身（然柳下惠为的是不去父母之邦，若对父母之邦，则孔子亦有相类之心）。柳下惠曾三黜于士师，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而关于如何待孔子，当齐景公说：“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闲（间）待之”时，孔子的反应是：“吾老矣，不能用也”（虽与《吕氏春秋》所述不同：“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之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驾，辞而行”，但都是孔子主动辞行，且景公于前548年即位时尚在幼年，论之比孔子长不了几岁，此时二人皆在壮年，故此处既非景公之言，亦非为年龄而发），然后离开了齐国。这也是孔子虽周游列国，却从未被重用的原因之一。面对四处碰壁的乱世，孔子也只能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慨叹。

总结君子出仕，孔子认为首先确应判断所事邦国君主的德行道义，即分清有道之邦国和无道之邦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其次，君子为官，不留恋官爵、不患职位高低，患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其职，故君子为官不处幸、不为苟，所以，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然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强国要务，以至“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此不知宰执天下所以立者也；故《宋史》曰：“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同时，君子所事邦国不能过多，过多将害及忠敬之义，故子游曰：“事君数，斯辱也；朋友数，斯疏也”（此处的“数”非指道而言，如以琐碎事君之类，而仅指量，否则事君的致辱之道，如何是朋友致疏之道？“侮因事狎，敬由近疏”，致辱与致疏相去远矣）；孔子周游列国非求多事，而是慎择的过程，故不仕于卫、轻去于齐…，亦其所谓“事君慎始而敬终”者也，与伯夷、柳下惠诸贤的取向并无不同；所以，君子为官须谨慎选择有道的邦国，既不因挫折而轻易离开，也不疾行无益之谏。《吕氏春秋》总结孔子周行列国而不得志的原因，云：“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于鲁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时绝也，诸侯之所以大乱也。乱则愚者之多幸也，幸则必不胜其任矣。任久不胜，则幸反为祸。其幸大者，其祸亦大，非祸独及己也。故君子不处幸，不为苟，必审诸己然后任，任然后动”。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八、《论语》析读-4（《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