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礼的作用在于避免妄乱以安民之情：  

       “利者盗之本也，妄者乱之始也”；无礼，则妄动逐利之念生而不知戒，妄动逐利之念生则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既非所为者本愿，且难以预料变化趋势，所谓动不知其化、始不知其末也（参见：三、儒家文化之礼），故而孔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进而提出日常贯彻礼的基本原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同时，礼是彰德显道之器，是德教之形；善德（仁义礼智的价值观）能以智领悟到，可以仁爱之心守护住，但不以礼推行之，百姓无所分辨、无以从之，只能自以为是地践行，则势必出偏出乱；而礼正是规范对德践行的教化及引导方式，故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民可使由（道）之，不可使智之”，不仅是从形成统一核心价值观角度说的，也包括对价值观践行的规范。

       礼之应用是为了维护仁义之道，所以要在使上下和谐、内外有序，有时也会出现礼变于权以求其和的现象（如嫂溺援之于手），但也仍需以礼节之，否则恐乱其和（如为拉手而故意坠河，即知和而和、不以礼节者也），故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同时，对于礼的遵从，要在体现其彰道防乱的核心，其趋乎纯、俭之变当从，其去恭就泰之变则不当从，是故，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但遵礼的目的是笃义，故不在外表的奢华，而且追求外表的奢华，会对人的日常秉礼产生放逸不逊的影响，所以宁可选择求俭以安固其心的方式，是故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中有很多孔子自身践行礼的例子，从日常生活到朝觐斋祭等诸多方面，从中能反映出孔子对遵德笃道于日常行为表现细节上的理解。总体而言，孔子由于时代的限制，对礼有过度倚重的倾向，认为凡事约于礼就是最佳选择，所以，答颜子之问仁，才有“克己复礼为仁”之说；见虞人之不招，才有“守道不如守官”之论（遵礼的一面）；《中庸》才有“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春秋.左氏传》更有“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里要注意，从西汉戴圣所编的《礼记》来看，春秋时所言之礼应包含《大学》、《中庸》这些由性至德再至道的基本原则和逻辑的内容，为的是说明制礼的原则，但若不能以之为凡事是非抉择的判别准绳，仅希图制礼而笃，就无法针对一事一物的特性加以甄别运用，则就难免僵化是非（如立法一样）；且这种以礼代道，亦会使礼更加难制其形、更易断章取义，进而弱化了在教化上应有的作用，然而却也充分揭示了圣人制礼立足的取舍准绳是儒家德道。《汉书》尝有“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其礼失本意仍指德道之失（此处之野非乡野之野，而是朝野之野，即礼失于朝而求诸野），德道失则政乱，然因朝廷以偏失之德道选拔的掌朝之臣再难明仁德中适之魂，而不足于选拔或被淘汰的在野之士定仍有知行德道本旨者，故可循民声而求，以求德道复正；若脱离德道言礼失，就不会本于政之治乱求礼所寓德道，而只是为补足某种形式规范的缺失而已，自贤其臣之下，哪里会求诸野？故至战国，就已认识到“世浊则礼烦”。这也反映了当时儒学尚处于初始阶段。

  时逢乱世，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于是作《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记录“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因《春秋》以礼褒贬是非，彰别嫌疑、形著善恶，至西汉，使人们清晰了礼为义而制的原则，并尊《春秋》为“礼义之大宗”，虽也衍生出了所谓儒术，但总体上，随着儒家理念在德道层面的提升及其措施化，基本认清了礼的作用主要是士大夫率笃下的形以教化以昭明德（也是礼在历代治理中的实际作用），所谓“使教亟行，使化易成”者也；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君子通过笃礼以守道，既能彰德化民，也可戒妄远危。唐柳泽尝书谏睿宗，对身边亲信宠禄过则转凶酿祸，宠与禄必约于礼：“陛下亲之爱之，莫若安之福之。宠禄之过，罪之渐也，非安之也；骄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岂不谓爱之太极，富之太多，不节之以礼，不防之以法，终转吉为凶，变福为祸”；同时，又强调杜绝个人好恶于听谏、用人的关键，也在约于礼以相接、辨于德以取舍而不论爱恶亲疏，曰：“前事不忘，后之师也，伏愿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纳诲；纵有逆于耳、谬于心者，无速之罚，姑筹之以道，省于厥躬；虽木朴忌忤，愿恕之以直，开谏诤之路也。或有顺于耳、便于身者，无急之赏，当求诸非道，稽之典训；其不协于德，必置之以法，用杜侧媚之行也。有羞淫巧于陛下者，遽黜之，则淫巧息矣；有进忠谠于陛下者，遽赏之，则忠谠进矣。…《礼》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宠爱之心则不免，去其太甚，闲之礼节，适则可矣”；约于礼的核心在明德而笃，一旦忘德，则其度自失：“傥陛下忘精一之德，开恩幸之门，爵赏有差，刑罚不当，则忠臣正士，亦不复谈矣”。这基本也反映了后世践行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改良取向，核心仍在遵德以求笃中适之度指导行为规范，从中亦可见，礼既重要，也无须繁冗（繁冗则易乱而难辨。这也是汉礼虽简，却能使汉代以礼察德的竞德选拔最扎实有效的原因）。这样，既解决了礼要体现义的内涵，而必有经变之权的问题，又使度中适而求是非之道得立。本书对礼的描述，也是沿用西汉以后对礼的观点。

       此外，“子所不语：怪力乱神”，不仅是孔子对那些偏怪之论、凶暴之言、歪理邪说、虚妄之事不听、不传的垂身示范，与“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一脉相承，而且也是对未知秉持戒惧慎独之心的具体表现。其后，由祭祀而生礼之制义天地，以敬天孝祖、承顺阴阳，逐步加大了“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的成分，再至西汉而成天人感应论，开灾异解析之先河，显然都是在《春秋》只记述灾异（不作解析）基础上的后人再发展。从中也能看出孔子的持重谨慎。

      以上四个方面（做人之道的四个方面），基本阐述了儒家的做人之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孔子对年轻一代做人的希望。做人要主动修德、尊笃道，即人弘道；道无法主动提升人德的层次，因为人集仁贪二气于一身，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里孔子所说的道不仅指修治理念，更包括细化而成的各种法律制度规范；有笃德、明道之人是法律制度稳定贯行的根本，即便法律制度不健全，也会加以修正完善，以助规范之明；若乏笃德、明道之人，法律制度再完善，也会被巧饰藏奸、混淆曲变，遂致良法恶行、恶法层出，因为法律制度提升不了人的品质，只会促人尽诡，故儒家认为治之本在教；那种以为法律制度才可靠，凡事要靠法律制度保障，而不能靠人的观念，是以末为本之大谬（孔孟是道不远人、人弘道，“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理学则认为天理核心是仁，应以道可弘人，从而把主动修为的劝进变成被动遵从的枷锁）。做人要笃奉仁德，行以中适之道，核心是秉持并育不害，而不可偏（偏则如孟子所说的非杨即墨），故当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但若因环境条件限制，无法行于中庸之道，则亦必有心进取，而能有所不为（底线），故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以谓之狂也？”孟子解之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是獧（狷）也，是又其次也”（言行以古人为法而不顾时事者谓之狂；直明不屑、不为修饰者谓之狷）。《后汉书》亦尝释云：“此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为否异适矣”。这里须注意，孔子之不得中行而必也狂狷，是基于笃礼为中而言的；若转以守义而求中，则可无不得中行之时也。

    --引自汉朝兄弟儒学的新浪博客：八、《论语》析读-2（《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