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为了保护班禅进藏，政府征用了几万峰骆驼运送物资，历时一年完成了进藏的任务。这场大招募改变了很多人和骆驼的命运，动物小说《骆驼》就是以此为背景展开的。杨志军曾在描述驼运进藏历史的作品《亡命行迹》的序曲前写下这样的句子：“留下来吧/我们的名字/在历史的某一天/我们曾经拥有生命/并且不想死亡。”在动物小说《骆驼》中，“夏日哈”、“香日德”、“诺木洪”、“乌图美仁”、“格尔穆”、“大柴旦”、“小柴旦”、“库尔雷克”、“娜陵格勒”、“察汗乌苏”……这些名字曾经是一峰骆驼或是一个人的称呼，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生命的代码。当生命消逝的时候，曾经代表着鲜活生命的字符往往会失去意义。然而，如果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地方的命名，这个称谓便有了独特的意义，它会成为某种信仰的命名，会成为关于生命的寓言，会成为某种意义的纪念，会成为情感的延续。当它们成为柴达木地区的地名，被铭刻在世界版图上时，这些名字的主人曾经拥有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坚贞不渝的爱情，情同手足的友情便会永久地留存在那片茫茫荒漠上，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以一种静默而永恒的方式诠释着他们对信仰、爱与承诺的理解。

      这是一个大漠般荒凉而凄美的故事。大招募刚开始，巴丹吉林沙漠最大的驼行掌柜嘎嘎一驼得知这一消息的后，安排好后事去世了。为了让鼎新驼行的骆驼客和骆驼加入进藏的驼队，边巴喇嘛一把火烧了鼎新驼行。没有了退路的驼行新掌柜察汗乌苏和他的新娘娜陵格勒原本可以带着鼎新驼行的骆驼远走狼山蒙古，但急剧变化的形势让他们卷入了骆驼大招募的行动。库尔雷克绝望于娜陵格勒嫁给了自己的兄弟，决定跟随招募人员进藏。他的两个孩子大柴旦和小柴旦在驼背上被两峰互相深爱着的骆驼牵引着一步步走上了进藏之路。而在与人的故事并行的另一条线索中，骆驼的命运也因为大招募发生了改变。美驼格尔穆与母驼乌图美仁原本在驼行过着平静美满的生活，但大招募让它们被分离了。两峰骆驼一直在苦苦寻找对方，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和诱惑后，它们仍然不愿放弃彼此。为了不让格尔穆带着大队的骆驼走向埋伏着土匪的毒辣滩，乌图美仁被小主人打死，摔下断崖。格尔穆毫不犹豫地追随乌图美仁而去。骆驼的死让库尔雷克的两个儿子痛苦不堪，最终先后跳下了断崖。失去骆驼和孩子的库尔雷克绝望地走向断崖，深爱着他的娜陵格勒唱着歌陪他跳了下去。娜陵格勒的丈夫察汗乌苏原本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用牺牲生命的方式告诉大家他也有以命相许的爱和爱的勇敢。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作家在后记中评价为“有点悲，有点沉，让人思念那个时候人的爱情和动物的爱情是多么伟大啊！”

      作为一部由令人震惊的历史为背景的小说，《骆驼》有着独特的审美视角。通常在真实历史宏大背景下滋生出的作品会激荡着激情昂扬的英雄情结，会有振臂一呼的英雄形象，更有普通人不可企及的崇高意识，但在《骆驼》中作家摒弃了宏伟的史诗观念，放弃了宏大的英雄叙事手法，弱化了英雄主义的斗争豪情，“寻觅”与“爱”是两组故事的主线，相爱的人和骆驼一直在彼此猜测和寻找，无论遭遇怎样的打击也从未放弃努力。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爱侣的爱意，坚定地执着于自己的内心。这种叙事策略并非拒绝崇高，也不是对英雄主义的文学反叛和美学反拨，而是用一种更为世俗的方式演绎出历史故事的另一种可能，其目的只是为了用一种世俗化的人性经验建构起更为日常的价值叙事，寻找以此表达自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定位。作家选取了这场大规模运输活动中的两组情感故事，用以展现普通人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情感判断和思考模式。两组故事中的主人公一组是骆驼，另一组是牵骆驼的人。在大招募的背景下，所有的人和骆驼看似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行进，然而，每个不同的个体却有着各自或惨烈或悲壮的故事。或是为了至死不渝的爱情，或是为了割舍不断的亲情，或是为了一言九鼎的承诺，他们不想违背自己的内心，不想违背自己的诺言，即使用生命为代价也要努力最大限度地接近自己最爱的人，不惜最终只留下一个没有生命的名字。两组人物和故事基本对应，骆驼和人被佛法之风和改朝换代之风挟裹着走上了进藏的路途，在这条向天上走的路上继续着自己的梦想和烦恼。他们不顾自然环境险恶，土匪横行，人心叵测，义无反顾地寻找着自己的伴侣，最终一同葬身悬崖。骆驼和人形成了互文的叙事策略，虽然它们并非大招募事件的核心，也缺少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但骆驼与人悲剧性的结局形成了一个隐喻性的同构，无形中拓展了故事更深层的隐喻和象征意义。

       骆驼对于巴丹吉林沙漠和骆驼客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家畜，还与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小说中小柴旦与活佛的一段对话谈到骆驼，活佛说，骆驼是传法的使者，天上的神，叫驼神爷。在骆驼客的眼里，一峰骆驼就是一座靠山，骆驼和人一样有灵魂。巴丹吉林沙漠的骆驼客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尊崇活佛和喇嘛，相信四女驼神的存在，将骆驼看做是自己的家人。只要是骆驼和骆驼客群居的地方，不管是汉人、藏人还是蒙古人，都会立起祭坛，挂起经幡，来表达信仰。信仰中的佛神和驼神是他们永恒的精神主宰。《骆驼》中的骆驼形象被赋予了人的灵性与思维，作家依靠自身丰富的动物知识，用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借助动物形象来转喻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深彻体悟，让这些拟人化的骆驼展示出“人类意料之外的精彩”。这种叙事方式不回避情感中脆弱的部分，不回避人生的残酷与残忍，关注于骆驼和人在大事件中表现出的琐碎而绵密的情感，从中捕捉人性的善意与理性。这种深厚的地域文化背景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让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传递出多重文化和社会的象征意义。

    《骆驼》中的骆驼形象已经远远超越了骆驼的动物性形象特征，它们表现出的忠诚、忍耐、勇敢、执着、自尊等重要品质承载了更多的文化象征意义，透射出作家自我而个性的艺术风格，同时也完成了作家对于生命的理解和幻想。对于杨志军的作品，有论者这样评价，“深沉的批判精神、悲剧情绪和纵横开合、雄奇悲壮的悲剧性矛盾冲突，构成了杨志军小说文本的独特个性。”其实，除了悲剧性的冲突和批评精神，杨志军作品还表现出对生命深深的敬畏及浓厚的悲悯情怀。作家希望《骆驼》能够让读者看到爱与死亡后，活得更好，更有力量去爱。从这个意义上看，《骆驼》是一个文化寓言，一个关于信仰的文化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