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13岁那年自己对于完美的定义。
　　黑格尔说它是一个叫“绝对精神”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圆也不方，包括一切、没有边界。
　　我认定的完美，是一种适度、一种折中，一种走在一种状态和另一种状态之间的状态。
　　适度是一种好极了的状态，任何偏激都会导致失去平衡。

　　我已经记不得恋爱的感觉了。爱情是一种偏激，所以它是不完美的。刀叔说：所谓爱情其实是体内的一种激素含量过高所致，其所能维持的最长期限不超过十八个月。
　　所以完美的爱情都没有完美的结局。

　　“我真希望您死，”肖万说。
　　“完了。”安娜·戴巴莱斯特说。
　　安娜·戴巴莱斯特把椅子转了一个身。这样，也就不可能再坐回去了。然后，她往后退了一步，又转过身来。肖万举手在空中挥了一下，手就垂落在桌上。她看也不看他，从他坐着的那个地方走开了。
　　她转过身来，朝着落日的那个方向，穿过站在柜台前的一群人，来到一片红光之下，这红光标志着这一天的终点。
　　她走出门去以后，老板娘加大了收音机的音量。有几个人在抱怨，他们不喜欢声音太大。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如歌的行板》，杜拉斯的缓慢精确而到位。我喜欢这种缓慢，是一滴水在吸水纸上艰难延伸的感觉。

　　一滴水在吸水纸上延伸的感觉。缓慢而滞重，从气管一直到每一个肺泡里。
　　很小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不要吸烟、不要喝酒，你要做我的乖儿子。
　　多年以后，我想，妈妈是对的。我自以为的愤世嫉俗是一种年幼的、无力的偏激。我终究会在岁月里一点一滴地消磨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会成为什么人的老公，再是什么人的父亲。
　　我会在这种祥和的消磨中心安理得地到达一种适度，一种叫幸福的完美境界。
　　　　

　　杜拉斯用夹着烟的那只手支住脸，不笑也不激动的目光离奇而幽远。酗酒让这张纹理纵横的脸失去了年龄。
　　15岁读完《情人》的那个晚上，我拉开窗帘朝外张望，远处斑驳的灯光亮成烟头上的火。杜拉斯是灰色的，合上那本薄薄的书，灰色像一口四散喷出的烟，悄无声息地熏过来。除了星点的灯光，就看不见什么了，外面的夜色太黑，印在窗玻璃上的，只有自己清晰的脸的轮廓。

　　那时我喜欢躲在北京那个属于我的小房间里，自己和自己对话，或者点一根烟，什么都不想。我喜欢看黑暗里烟头弹落的那个弧线，只有半根弧线，红色的亮点在半空中就灭了。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情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在工体看国外一支什么乐队的一场摇滚音乐会，在我最兴奋地随着音乐跳跃时，我认识了她。当时很暗，我看不清她的脸。她递过来一块口香糖：要不要？然后我们在隆隆的鼓点中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咬口香糖。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The Doors的感觉：It's the end, my only friend, the end…… 大屏幕的镜头在越南的热带丛林里摇来摇去。
　　我还记得我太多的第一次，我时常会想起，在我进入狂热的写作状态的时候，我甚至会突然想起很早以前——可能是小学的时候——我在睡梦中高呼救命的那个时刻。
　　我会感到莫名的遗憾。我把这种遗憾写进我的小说里了。　

　　我的第一个情人个子比我高，瘦瘦的，像耸在牛仔裤和T恤里的一座衣服架子。她说：她要有自己的乐队，要全部唱自己创作的歌曲。我很认真、很崇拜地点头。她面色惨白，散场的时候，她继续嚼咬着口香糖，她说她要买键盘和鼓。　　
　　我仍然记得她嚼口香糖的样子。长头发掉在眼睛上，盖住她半张脸。

　　我其实在生活中一向是个非常安静而懂事男孩。但我在我的小说里却成了一个生活疯狂、不切实际的男孩儿，喜欢漂亮狂妄自大的女孩子，她喜欢抽烟，喜欢不以为然。刀叔看了我的几个短篇，就不再是我的读者了。他很宽容地笑笑：小男生幼稚病。

　　我至今唯一的好友刘小显上网聊天，他喜欢在网上扮演女孩子的角色，那个女孩叫“达达”。
　　有个重庆男孩问她：为什么你用“达达”作ID，它有没有什么涵义。
　　刘小显说，我喜欢。这个词表示破坏一切，蔑视一切。
　　那个男孩说，他知道有一个艺术流派叫“达达主义”，他是在他的一门叫做“西方现代派艺术概述”的辅修美育课上知道的。
　　男孩说，真想见一面，你一定很特别。
　　刘小显笑了：可惜，真可惜，我在北京，你在重庆。　　

　　刘小显喜欢同性，他喜欢穿时髦的休闲装，有健壮的胳膊和阳光灿烂的笑容。刘小显的男朋友达达也是这个样子的，很酷，很高，很帅，很Fashion。而刘小显有次对我说，他的达达其实是个小受。我听后并不惊讶，同性恋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可能。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前面走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我看见其中的一个染着红红的头发，很干燥很蓬乱也很扎眼地挺立在人群里。那个男孩无意中转过头，发现我在朝他看，就笑笑，露出两粒很大很亮的虎牙。
　　这个00后的笑灿灿的，像这个过去了的午后的阳光。

    我们真的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