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庄子，我们并不十分陌生，在中学课本中，就有关于《庖丁解牛》和《逍遥游》的节选。这些片断的了解，使得我们对于庄子的理解多半停留在这样一个程度上，即庄子是讲究逍遥养生、高韬出世的“真人”，或者，庄子的文章洪波翻涌、汪洋恣肆，充满了真正的浪漫主义豪情，现在我们要把这样的人与叛逆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以常情度之，也许题目本身就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可是，这并不是刻意的要标新立异，如果读过此文，读者果真有这种感受，那也并不是本文作者的功劳，而实在是庄子本身的特点使然。他的洋洋数万言的著述，处处体现出他那与世俗观念和价值格格不入的独特个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他的观点，他的学说，都具有着强烈的反叛意义，给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带来翻天覆地的革命。而且这种反叛的因素，不会随着庄子本人和他生活的年代一起消失，它的隐伏着的顽强的生命力，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黑暗的年代里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历代叛逆者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般说来，一个思想家的诞生，一种学说的建立，总会与某种叛逆的行为相关联，但是这种叛逆几乎总是针对当时现实中个别的观念或事件而发的，就像人们常说的，或多或少都带着历史的局限性，一旦时过境迁，便不再具有它产生之初的那种叛逆的意义了。古今中外，能够像庄子这样，将叛逆的精神薪尽火传、绵延不绝地传承下来的思想家，也是绝无仅有的。每当世风败坏，政治黑暗，民族家国危机四伏、统治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庄子的学说就会首当其冲地走上思想阵地的前沿，以它活力长新的叛逆主张，在文人士子中间卷起反叛的潮流，涤荡人间的污秽，在暗无天日的暴虐土壤里开出一朵朵傲然不屈的灿烂鲜花。

    继庄子之后，历史上第一次大力宣扬庄子哲学主张的浪潮，就发生在魏晋易代之际那黑暗的岁月，当时司马氏把持大权，利用倡导名教之机，对异己分子进行残酷镇压，而门阀士族的统治，也削弱了儒家思想对士人的激励和规范作用，思想界一次真正的黑暗岁月来到了。魏晋玄学的兴起，原本就有对抗名教、礼义的意义，尤其是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派名士文人，更是以老庄哲学思想的叛逆精神为核心，以玄学为武器，兴起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潮。他们行为上放浪形骸，狂荡不羁，精神上与正统的主张格格不入，用提倡精神自由的庄老思想与司马氏名教的黑暗统治相抗衡，尤其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最能体现庄子一脉的叛逆精神，在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嬉笑怒骂，无所不取，誓不与司马政权合作的决心昭然若揭，那种“思长林而志在丰草”的愿望与《庄子~秋水》中“宁愿活着在泥中打滚也不愿死掉留把骨头让人尊贵”的神龟性格是如出一辙。拂袖仙去，笑傲王侯，就算送掉性命也不肯牺牲自由，最后以一曲空前绝后的《广陵散》含笑弃市，充分体现了嵇康那傲然不屈、不可动摇的叛逆精神，也充分表明了庄子的叛逆思想那日久弥新的精神生命的永恒活力。

    反叛的精神几乎总是产生于苦难、以及由苦难而引发的愤怒的土壤，庄子的思想也不例外。常言道：宁作和平犬，不作乱世人。如果我们真正地怀着一颗平常之心走近庄子，并用这颗平常之心去体会他作为一个不幸生于乱世的人的苦恼和愤怒，我们就会了解，在他的逍遥的背后那难以排解的无奈和不平，这也是我们认识庄子的叛逆精神的真正价值的唯一途径。

    可以说，他的无奈和不平，他的苦恼和愤怒，才是他关于逍遥、关于超脱的理论产生的真正基础和前提，抛开了这样一个前提基础去片面理解甚至转而欣赏庄子的逍遥，不只是对庄子的心灵苦难和良苦用心的莫大讽刺，也是对后世庄子真正的追随者——比如嵇康、阮籍、陶渊明们——的心灵苦难的莫大讽刺。庄子正是在对现实苦难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与正统的伦理观念分道扬镳，并最终走向彻底决裂，在对现实苦难的超脱中最终走向逍遥的，因此，逍遥的本质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彻底的叛逆。

    庄子不仅以自己的理论，也以自己漫长一生的亲身经历，为在黑暗的统治下举步维艰、毫无出路的文人士子指引了一条生路，使他们得以排解在正统的伦理观念统治下仕途无望所带来的社会的和自身的巨大压力，给他们与残忍暴虐的黑暗统治对峙抗衡、甚至彻底决裂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勇气。庄子就以这种毫不妥协的叛逆精神，以他面对现实苦难的富有诗意的浪漫主义情怀，赢得了文人士子的尊崇，千百年来一直与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平分秋色，各领风骚。

    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只能就庄子的有限资料加以整理，力求展示庄子基于对现实、人生的思考而得出的哲学理论的概貌，从而为真正地认识庄子、了解庄子打开一个有限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