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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取河南为家”到顺水推舟

——益阳之战

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清同治三年），湘军攻破天京，李秀成被俘，并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高度重视下，在酷暑中写下号称五万字以上、现存也有三万三千余字的亲笔供词。

在这份长篇供词中，李秀成说太平军从长沙撤围后“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河南为家”，仔细阅读供词的曾国藩认为“取河南为家”系李秀成笔误，亲笔改为“欲取湖南为家”。但实际上弄错当时太平军战略意图的恐怕正是曾国藩自己。

太平军于壬子二年十月廿七日（公元1852年11月30日，清咸丰二年十月十九日）冒雨东渡湘江，佯攻湘潭，真攻宁乡，其佯攻方向为正南，而真攻方向则为西北。自宁乡而向西北是益阳县，溯沅江而上则为湖南省最靠西北的府——常德府，自常德府舍水就陆，折向正北，渡过长江，则进入湖北荆州境内，再往北，就是河南南阳府属了。很显然，李秀成在供词中所说的“由益阳而到常德”进军路线，正是“取河南为家”的路线，而倘如曾国藩所言“取湖南为家”，则应该将佯攻、真攻颠倒过来，把湖南腹地的战略要冲——湘潭县和株洲厅当作必夺目标，对长沙构成战略包围，打一场持久战。

事实上清方前线将领当时最担心的，也正是太平军“取湖南为家”，他们所判断的太平军战略也正是如此，因此长沙解围后，和春、秦定三、李瑞、经文岱、常禄、王锦绣等部最初纷纷前往常德方向拦截，向西北方追击的，仅有向荣部先锋、署大定协副将纪冠军部孤军数百人。虽然徐广缙后来意识到益阳“最为扼要”，让知府朱启仁部潮勇四千、张国梁部捷勇四千前往驰援，又令常禄部绿营一千七百掉头北上，但都已缓不应急。

清廷方面，早在长沙战役开始时，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就已虑及太平军解围北上，命令湖北提督博勒恭武率湖北军两千驰赴岳州布防，博勒恭武部的前锋则设在距离岳州府城西南一百里左右的湘阴县临资口（许多资料误作“林子口”，是湘江、资水两河汇合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土星港一带，由知县李家瑞率少量湖北兵会同临时募集的“渔勇”防御，至长沙战役结束时，“渔勇”总数已逾二千，由地方士绅、在籍候补中书吴士迈、降调知府方宗钧率领。很显然，咸丰最担心的，是湖南太平军由洞庭湖过岳州进入长江，进而向下游威胁武昌、安庆、南京三座省城，因此未雨绸缪下令布防“衔远山、吞长江”，控扼洞庭湖出江要津的岳州，而岳州前线将领则把主力控制在岳州府城一带，前沿则重点布防临资口和土星港，目的是将敌情堵在湘江、资水等内河，避免太平军冲入号称“八百里”的洞庭湖，从而给自己造成被动。应该说，这是一个稳健且颇具前瞻性的布防思路。

清军在两湖边界布防的缺点，一是后勤，二是兵力不足。

后勤方面，岳州虽属湖南，守军却多为湖北客军，后勤仰赖湖北供应，朝廷协饷仅二十万两（同期徐广缙方面则获得一百万两协饷），官兵士气低落；兵力方面，尽管湖北巡抚常大淳、岳州知府廉昌等不断向湖北甚至北京呼救，但援兵却姗姗来迟，至益阳-岳州战役打响时，抵达前线的只有陕甘总督舒兴阿、陕西巡抚张祥河所遣陕西兵两三千人（似只是先头部队四百多人到达），且这支援军还要兼顾自宜昌至岳州、千里荆江的江防，最前线的益阳几乎是一座空城。

壬子二年十月卅日（公元1852年12月3日，请咸丰二年十二月廿二日），太平军轻取益阳，率先赶到益阳城外布防的清军纪冠军部被击溃，纪冠军本人战死于城关三里桥。

——转道岳州府

此时太平军面临着两个方向性抉择：是照原计划往西北，还是改变计划往东北？

西北方向，可溯沅江往常德，这一带清军兵力单薄，但物资不丰富，且自常德以上都要走陆路，战场局促在崇山峻岭和沅江、长江之间，一旦遭遇挫折，后果不堪设想；东北方向，出临资口可入八百里洞庭湖，长江天险不攻自破，回旋余地大，且这一带是鱼米之乡，物资丰富，但清军布防严密，土星港更被清方用沉船堵塞，易守难攻。

太平军先用三条小船进行试探，待查清临资口、土星港守军虚实后，便转而派遣陆军从水卡侧后方突破，守军多为临时募集的乌合之众，迅速溃散，太平军夺取临资口、土星港后，连夜募集民夫，将沉在河口的大船和被清军截留在关卡的内河小船“数千”统统整修起来，随即分兵两路，水路出洞庭湖直进，陆路从营田登陆，取道归义驿夹击。博勒恭武率军八百出城，在五里排遭到太平军两路夹击，“马中枪、腰胯受伤”，全军溃散，帮办军务盐法道王东槐、岳州知府廉昌、巴陵知县胡方谷、当地守军主将岳州营参将阿克东阿等则闻风逃窜，城门不闭。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公元1852年12月13日，清咸丰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太平军攻克岳州。

事实上从益阳到岳州，太平军进军方向的改变事出偶然：如果按照战前计划和清军布防强弱，照原计划出常德似乎更稳妥。但太平军一部通过火力侦察探得临资口、土星港虚实，并随即夺取了通往洞庭湖的出口和号称“数千”的民舟，在这种情况下，顺流而下直取岳州就变得更具吸引力，而岳州清军指挥体系紊乱、士气低落，主将博勒恭武号称“出城迎敌”，实则存了趁机逃跑的念头，上行下效，知府、知县、主客将领也纷纷逃散，在“失汛地者死”军纪森严、“死节”风气蔚然成风的清代，岳州一役清方大小将领竟无一战死或自杀，全部脱逃，太平军可谓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岳州。

从撤围长沙到占领岳州，太平军只花了不到半个月时间，原本趋于被动的战局再转主动。

太平军方面，尽管长达八十一天的长沙战役得不偿失，但战役后期太平军开始有计划地经营河西，预留了转进通道，并利用“获得玉玺”、“封赏百官”等手法和击败老对手向荣主力的胜利激励士气，因此尽管战役失利，军心并未慌乱，夺取益阳、临资口后又能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战役走向，最终抢在优势清军战略调整的间隙，重夺了战场主动权。

清军方面，尽管咸丰此次罕见地准确预测到太平军的下一步进军方向，并作了相应布防，但他远在北京，和前线统帅意见有出入，前方又政出多门，岳州府地处湘鄂两省交界，主客之间更动相掣肘，长沙撤围后错误判断太平军将南下“取湖南为家”，贻误了追击的战机，而直接参与益阳-岳州战役的博勒恭武、廉昌以下将官又颟顸怯懦，战局自然不堪设想。

太平军攻克岳州，军事上的收获，远非获得一条北上通道，和取得一场军事胜利。

首先，岳州的占领和洞庭-长江天险的突破，让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一直灌输的“天作事”、“有天助”神话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将士开始坚信，太平天国是“奉天诛妖”，“有天父天兄看顾”，将战无不胜，夺取“江山”，自己也将成为开国元勋，获得“大功大赏”。在此期间，一些骨干将领连续获得提升，如林凤祥，从郴州随萧朝贵出发攻打长沙时官不过御林侍卫，长沙城外提拔为土官正将军，岳州攻克后升殿左一指挥；李开芳，郴州出发时只是金一总制，长沙城外升金官正将军，岳州攻克后升殿右二指挥；老资格（金田时五个军长之一）朱锡琨，因在永安州卷入周锡能案被处罚，一度一蹶不振，长沙城外因战功重获信用，升任土一总制……尽管此时获得封赏甚至连续封赏的，仅是功劳特别卓著的少数将领，但无疑对广大渴望立功受赏的将士是极大的刺激。

其次，攻克岳州大大改善了太平军的装备。

在岳州，太平军无意中获得了三藩之乱时吴三桂窖藏在当地的大批火炮、火药，由于清方不重视军事科学，这些清初的武器装备竟优于当面清军的制式装备；原本在益阳获得的“数千民舟”，大多是不堪战阵的内河小船，且太平军中谙熟水战的，也仅有罗大纲等少数将领。在岳州，太平军缴获五千多只较大的江船，吸纳了大量湖南、湖北水手入伍，并且重用了唐正财（湖南米商，讲义气善于团结，且有船只修造、经理才能）、许斌升（绰号许四木匠）等水上人才，在唐、许等人主持下正式成立了一支既能运兵运辎重，又能水战的“水营”。

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顺水推舟”，在歇兵四天后水路并进，杀向湖北省城、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

李秀成叙述这段变故时，说太平军因为在益阳获得“民舟数千”，“后而改作顺流而下……而下湖北”，即“原来要取河南为家，但在益阳、岳州夺取水上优势后改变了方向”。曾国藩的理解（原本想取湖南为家，夺取岳州后改变注意去湖北）则有偏差。

但李秀成的叙述其实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益阳-岳州战役后太平军仅是改变了进军路线（由舍水就陆，取道荆州北上，改为水陆并进直取武昌省城），但并未公开改变“取河南为家”的最终战略目标，因为从武汉三镇北上河南，事实上反倒是当时自两湖而取中原的“正途大道”。

值得一提的是，益阳-岳州战役规模虽小，在太平军上层心目中地位却不同寻常：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清咸丰四年）出版的、全文仅1104个字的《御制千字诏》，对这场战役花费了多达十六个字的笔墨（益阳桥浮，渡竟牵连，洞庭长驱，鲸鳌沫涎，相比之下稍后从武昌到南京的千里大进军也只用了“皖省直进，将士扬鞭，舆驻建康，统绪绵延”十六个字，而武汉三镇战役竟不着一字），这显然是对这次战役之战略意义最直接的评估（耐人寻味的是，洪秀全、杨秀清心目中，益阳的战略意义似乎更甚于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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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从武昌到金陵

太平军沿江东下时，时人（包括通晓中国情况的外国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认定其战略目标是南京，冒充太平天国、实为天地会人士所撰写的各色告示，也在顷刻间帖遍了金陵城内外。

太平军此时的总人数有四十万、五十万等说法，号称百万之众。许多记载都显示，离开武汉时太平天国背弃入城时“愿拜上（拜上帝）则拜上，否则不强”的承诺，将大量城市居民强行编入东下行列。但这种强制东下在执行中可能是匆忙和粗疏的，许多当地人（如《武昌纪事》的作者陈徽言等）采取藏匿、推托等简单手段便躲过了强征。

太平军素有“二千五百作一万”、将军力扩大四倍的习惯，如果照此习惯，东下实际人数应为十万至十二万五千之间。但考虑到东下的队伍军民混杂，总人数的夸大程度应不至于如此之大，二十万左右还是可能的，这其中战士如按四分之一计，则应在五万人左右。《贼情汇纂》在计算太平军兵力时，常常依据“四千人一个军”的公式，这应来自前线的实际感知和反馈。如果照此计算，太平军出武汉时有陆军二十五或三十个军，水军“至江宁立五军”，则在武昌成军时可能只有一个军，土营最多时为两个军，此时可能也只有一个军，则全部军数应为二十七或三十二个，总兵力在十万以上。无论实际兵力是五万或十万，这都已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

不仅如此，由于武汉是清方重要后勤基地之一，又是湖广总督暨湖北巡抚驻地，府库钱粮不计其数，当地市井繁华，商业发达，太平军东下时竭尽所能带走，虽有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之嫌，但仅就军事而言，无疑令太平军军需、装备和后勤供应得到极大改善（时人记载，太平军占领武昌后仅三天就开始搬运所缴获的硫磺上船，而此前历次作战中，太平军由于“有硝无磺”，枪炮火器的射程、杀伤力都受到极大限制。

武汉三镇是长江、汉水交汇处，长江中游航运枢纽，太平军在这里再次获得数千只大小船只，水上实力臻于极盛，《贼情汇纂》称东下的太平军船队“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尽管这是一支有严重缺陷的水军（大小船、战船运船不分，在这一阶段水陆营士兵可能也不分，即便专业水手也多半是民船出身，缺乏水战经验和训练），但“炮声遥震，沿江州邑无兵无船，莫不望风披靡”。

太平军拥有庞大船队在军事上更大的意义还不在于此。

首先，由于拥有了“制江权”和江上机动自由，太平军只要沿江或夹江而行，就无需再如此前那样，担心被优势清军所合围，且或江南、或江北，机动自如。

其次，在武汉至南京的进军过程中，太平军发展、完善了自益阳-岳州至武昌时就曾采用的“以船为大后方”策略，不仅继续将辎重、妇孺、老弱和高级将领都安置在相对安全舒适的船只上，令前方将士可心无旁骛地专心作战，更创造性地采用了“轮战法”，即让战士轮流上船休息和登岸作战，始终保持一线战士的战斗力和机动能力。从武汉至南京行程一千八百华里，太平军只用三十天左右就抵达南京城下，平均每天行军六十华里，没有这种“轮战”的便利，在当时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

清军的东路布防，第一线为向荣所指挥的郭仁布福建兵一千，守武昌县；第二线为钦差大臣陆建瀛部，前锋恩长部三千人驻老鼠峡南岸，陆建瀛本部二千人，太平军出武昌同日自九江府进驻广济龙坪镇，江西江防军二千四百，以水军居多，驻泊长江北岸下巢湖口，和恩长部隔江遥望，巡抚张芾驻节德安；第三线为安徽省防兵，由安徽巡抚蒋文庆统一指挥，受陆建瀛节制。太平军占领武汉之前，安徽省兵力、尤其机动兵力十分单薄，蒋文庆曾向咸丰抱怨，安庆省城“存兵不过数百，皖省可调之兵不及二千”，要求增援，此时山东援兵二千、江苏援兵两千（可能还有浙江援兵二千）已经出发（安庆会战前实际抵达的似只有浙江兵一千、山东兵八百和江苏兵九百），加上募勇，蒋文庆在安徽沿江所能调动的兵力已近万人，但精锐无多；第四线为太平府，福山镇总兵陈胜元部二千余人驻防芜湖上游荻港、板子矶；第五线为南京，城内外有江宁驻防八旗四千五百余（由江宁将军祥厚指挥，陆建瀛无权干预），绿营兵三千二百余人，统由徐州镇总兵程三光指挥。

清军机动兵力则主要由向荣部二万余人承担，咸丰一再要求向荣部实行超越追击，将太平军阻击在江浙之外。

清军布防最大的弱点，一是东路布防兵力分散，且江面上缺乏水师联络，更缺少机动兵力和预备队，前线将帅都缺乏军事经验和胆略，“攻防俱不如法”且动辄溃散；二是担负追击任务的向荣是客军，“粮台离营日远，兵勇既无口粮、又乏食米，前阻大江，一望茫茫，无舟可渡，种种掣肘，殊费周章”，非但难以和下游布防军配合作战（向荣和陆建瀛都有钦差大臣头衔，且实际地位后者远高于前者），甚至连军需、后勤都百般艰难，仅能保持尾追态势，缺乏超越追击的能力和积极性。

——老鼠峡会战

癸好三年正月初九日（公元1853年2月11日，清咸丰三年正月初四日）晚，太平军进抵武昌县，郭仁布部福建兵寡不敌众，一触即溃，逃往大冶，次日凌晨，太平军石达开部占领黄州府，第三日，占领蕲水。

向荣以主力沿江追击，亲帅玉山、和春、秦定三、李瑞等精兵二千四百，于咸丰三年正月初七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十二日，公元1853年2月14日）取道大冶、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兴国镇），试图迂回到九江一带，和陆建瀛部配合发动九江会战，将太平军堵在湖北境内。

然而陆建瀛、恩长等对向荣的会战计划毫无兴趣，文报往来十分冷淡，向荣急行军一日一夜抵达瑞昌，得悉陆建瀛部毫无部署，只得徒呼奈何。

就在这一天，老鼠峡会战打响了。

由于恩长怯懦且缺乏军事经验，未抵达险要的老鼠峡口，就在其东边十里的江南岸布防，江西省防军也只能络绎赶到对面北岸驻扎。这两支防军总兵力有五千多人，且水陆兼备，虽不足以取胜，但倘布防、指挥得宜，阻击太平军一些时日，为向荣部的大迂回争取时间，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恩长陆路“既未深沟高垒”，水路“又未扎排下桩、拦江阻截”，防务十分疏松。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十三日（清咸丰三年正月初八日、公元1853年2月15日）夜五鼓，太平军石达开、秦日纲、赖汉英、罗大纲部逼近恩长防线，先以小船假扮难民船，趁清方麻痹逼近清军营垒列阵，继而借夜色掩护，用空船、空木牌燃火，顺流飘下。刚被突如其来敌情弄得不知所措的清军慌忙开炮轰击，结果白白消耗弹药、精力，太平军主力静待清军炮火已稀，于拂晓分水陆两路发动猛烈进攻，江西省防军先行向下游溃散，恩长战败，后路被截断，只得投江自杀，参将遇寿在黄石港战死。

老鼠峡会战规模并不大，却一举击破了清方上下游协同、将太平军堵在湖北境内的最后希望。此次会战中清方损失的主要是恩长部（江西省防军伤亡不大），这是下游各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机动兵力，这支兵力在“旬刻”被消灭，令下游沿江清方将帅、尤其统帅陆建瀛产生了严重畏敌情绪，影响了此后战局的发展。

——从九江到安庆

老鼠峡会战后，向荣见东路已溃，不敢冒进，张芾收拾溃军，同样畏惧不前，陆建瀛在龙坪江边见恩长部官兵尸体浮江而下（有记载称亲眼见到恩长尸体，过于离奇，恐非事实），匆忙照会向荣，“悉以上游军务委之”，从龙坪东撤九江，又从九江东撤彭泽。癸好三年正月十六日（清咸丰三年正月十一日，公元1853年2月18日），太平军石达开部进占已是一座空城的重镇九江。

陆建瀛此时逃至彭泽，闻九江失守，遂一路乘船东逃，至安庆城下，惟恐被蒋文庆留下守城，竟不敢下船入城，仅以公函通报军情后便再东逃，逃至太平府境内时，更令陈胜元部撤防荻港、板子矶，东守南京门户东西梁山。咸丰三年正月十八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廿三日，公元1853年2月25日），陆建瀛逃回南京。在龙坪时他带队二千，至彭泽时一路逃散只剩四百，待逃至南京时据说已近乎孑然一身，官绅大哗，下游恐慌情绪一发不可收拾。

肩负守土之责的张芾同样不敢应战，从九江逃瑞昌、再逃南昌，向荣部则行动迟缓，在官牌峡与太平军稍作接触，就以“缺船”为由顿兵离城二十余里的拖船沟徘徊不前。

由于本应担负“地主之谊”的张芾逃走，向荣部“缺船”应是事实，此后向荣部的追击始终被太平军甩开三至五天路程，“超越追击”更无从谈起。

得到陆建瀛通报的蒋文庆匆忙令安徽按察使张熙宇率兵勇九百人扼守江防天险小孤山，又派副将田大武率浙江援兵七百进驻宿松接应，自己则集结城中兵勇团练，共计七千余人婴城固守安庆，其中约四千人随他守城内，狼山镇总兵王鹏飞部五营三千人守城外江滨。

然而太平军的进展更加神速：在九江仅呆了两天，太平军就以石达开为先锋，绕过湖口县进占彭泽，张熙宇、田大武两部闻警大骇，竟双双溃逃，小孤山天险不攻自破。癸好三年正月廿三日（清咸丰三年正月十七日，公元1853年2月24日，即陆建瀛逃回南京前一日）清晨，太平军前队（据称是石达开部将曾发春部）在安庆城南登岸，开炮轰击王鹏飞部兵营，王鹏飞部闻炮即溃，穿城而过，北逃桐城，安徽布政使李本仁、安庆知府傅继勛借口“护饷”逃往舒城，北门洞开，太平军一拥而入。蒋文庆连遗疏都未及写完就听到城破的噩耗，急忙吞金自杀，亲兵将业已昏迷的他用小轿抬着突围，结果死于乱军之中。

九江、安庆是武昌以下、南京以上最重要的两座沿江重镇，安庆更是当年安徽省会所在，在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曾经历过旷日持久的惨烈攻防战，但此次太平军东下，两座坚城均在一天内被迅速攻克，造成“东南大震”的政治后果。

清方之所以如此“脆败”，首要责任在于战略指导的举棋不定。

尽管咸丰很早就着手部署长江下游防务，但仍然沿用早已过时的“分片包干、攻防分离”战略布局，上下游军事分别由向荣、陆建瀛两个钦差大臣负责，而上游的湖北、江西省防军向荣指挥不灵，后勤、运输也要仰食于人（甚至于因为缺乏船只而贻误战机，导致九江以下清军只能单线作战），下游的陆建瀛既不管湖北军情（那是湖广总督的事），也无法调动江宁驻防八旗（江宁将军地位在两江总督之上，且后来也被挂了个钦差大臣头衔）。

具体到一线将帅，向荣老于兵事但战意消沉、不愿冒险（因为无守土之责）；张芾在长沙经历过实战，有较丰富的攻防经验，但江西防兵实力单薄，战事又发生在省境边缘，权衡利弊，这名巧宦不免存了让太平军早早过境东下，免得和自己辖区为难的心思（既然太平军目标是南京已无悬念）；陆建瀛既无军略、又乏胆色和担当；蒋文庆勇于任事，却缺乏实力和军事经验，且得到警报过晚，只能一死了之；恩长、王鹏飞、张熙宇、田大武、李本仁等将领则既颟顸又怯懦，本来兵力就处劣势，指挥又如此不堪，自然一败涂地。

——突破东西梁山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廿三日（清咸丰元年正月十八日，公元1853年2月25日），太平军全军放弃安庆东下，在安庆只待了一天。

此时清军上游向荣部行动依旧迟缓，直到2月27日（安庆陷落后第三天）才进入九江，随即奏称“派六成兵取陆路东进”，实则避重就轻，舍近求远，又被太平军甩开了一两天路程。

下游方向，祥厚和江苏巡抚杨文定均对陆建瀛令陈胜元东退东西梁山不满，要求仍令西守荻港，陆建瀛拒绝。杨文定见南京大势已去，遂于咸丰元年正月廿一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廿六日，公元1853年2月28日）借口和陆建瀛闹翻，不顾祥厚劝阻，离开南京前往镇江，令城中军心更加动摇。

太平军抓住时机兼程东进，癸好三年正月廿四日（清咸丰三年正月十九日，公元1853年2月26日）克池州府（今安徽省贵池县），廿六日克铜陵，卅日克芜湖，进逼东西梁山。

前文提到，东西梁山是南京门户，不容有失。在屡遭同僚弹劾和皇帝申饬、有可能身败名裂的巨大压力下，陆建瀛不得不鼓足余勇，于咸丰三年正月廿三日（公元1853年3月2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廿八日）自南京西上进驻太平府，此行他所能凑集的兵力，包括正规军、勇营和团练，总数不过六千，其中还包括原已驻扎东西梁山的陈胜元部二千人。

陆建瀛拼凑的新防线可谓破绽百出，最大弱点是“只顾水、不顾旱”，本就不多的兵力分散在沿江几个据点，陆路则几乎洞开门户。

癸好三年正月卅一日（清咸丰三年正月廿六日，公元1853年3月5日）夜“三更后”（实际上是翌日晨1时左右），太平军派出船只抵近陈胜元部驻地，开炮诱敌。陈胜元最初谨守不出，直到辰时（晨7时以后）天色渐明，察觉太平军船少，才开垒帅水师出击。

太平军哨船佯败，西撤至芜湖江面，陈胜元船队追及，埋伏于附近港汊中的太平军大小船只千余艘蜂拥而出，陈胜元猝不及防，大败，突围退至四合山江面再战，结果又败，陈胜元中炮坠水而亡。

陈胜元部是“陆建瀛防线”的主力，陈胜元战死，清军随即全线崩溃：陈胜元残部被太平军陆军围困在东西梁山，很快崩溃；石达开亲帅船队突至当涂采石矶江面，奋勇先登，陆建瀛措手不及，仓惶逃回南京，当涂、太平府均不战自溃（有口碑称太平军因为“太平府”的“太平”二字过城门而不入，而石达开则在当地留下“一将登采石”的口碑）。

癸好三年二月初二日（清咸丰三年正月廿八日，公元1853 年3月7日），太平军分水、陆两路直逼南京，先占和州，当天中午陆军先锋李开芳部自城西南经板桥、殷巷、叶树，击败江东门米商和窑湾脚夫数千人组成的团练（有米商方面留下的记载称“团练大败长毛，因城墙上守军乱开大炮误伤自己人，导致团练轰然而散，长毛才能打进南京”，显系表功文字，不足为凭，李开芳部是太平军精锐中的精锐，断非乌合之众的少数团练所能击溃），自江东门入南京外城，复绕到南京城正南聚宝门（今中华门）外，立垒二十四座。当日及次日，陆军各队相继到达，仪凤、水西、旱西、通济、洪武（今光华）等城门都被堵住，初四日，水营先锋进抵秦淮河入江口，初七日，水军大队抵达南京江面，自新洲大胜关至下关七里洲，都被太平军船队布满。太平军陆师分兵占领江北浦口镇，并切断了南京通往镇江、太平府的道路，号称“天下第一”的南京城被完全合围。

——南京之战

南京号称“天下第一城”，内城周长一万零七百三十四丈二尺，约合78.68华里，号称九十里，设城门十三座。江苏省绿营兵水陆总计三万多人，还有江宁将军、京口副都统（驻镇江）两路八旗驻防兵，前者额兵四千五百四十六人，后者一千六百四十四人。这几路相加总兵力多达近四万。

但江苏省兵力看似不少，实则机动兵力有限。据杨文定咸丰三年正月初七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十二日、公元1853年2月14日）奏报指出，此前已有不少兵力被调赴外省增援，此刻不及赶回；镇江、扬州、徐州三地守军需要保卫漕运通道畅通，徐州一带江北兵还要防御“捻匪”，沿海驻军还要兼顾海防，陆建瀛好不容易调凑了四千八百名机动兵力，却在老鼠峡一役中损失三千，留驻省垣者仅一千八百人，杨文定后续又拆东墙补西墙凑了七百人，奏调山东援兵二千，向荣也奏调广东外海水师战船百艘，并令苏松太道（驻上海）吴健彰利用海口之利雇佣外国炮艇和广东、福建水勇（吴健彰本人系广东人，买办出身），自长江口逆流而上，和自己所率的追击之师“上下会攻”，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因太平军进军神速，而变得远水不解近渴。

尽管祥厚、杨文定和副都统霍隆武很早就确定了城北幕府山、城东紫金山-孝陵卫、城南雨花台、江北浦口、高淳东坝等城外战略要点，但兵力不敷，无法面面俱到，浦口、紫金山等要点布防形同虚设，下关是水师、关防重地，但连同巡江在内，只有水兵一百、水勇一百二十。咸丰三年正月廿七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初一日、公元1853年3月6日），咸丰皇帝下诏，陆建瀛撤职拿问，以祥厚兼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一指挥城防。但此时距南京城被合围只剩一日，祥厚、陆建瀛均未收到这一诏令。

南京之战开始时，南京城中清军正规军兵力五六千人（有说五千二百），其中八旗驻防兵额设兵力四千五百四十六，实际不足额，约仅三千有余，这三千多八旗兵中，霍隆武率千余人驻防城东马群、青马、孝陵卫等地，其余分别防守城东各门及留守满城（原明代南京故宫宫城），江宁将军祥厚驻满城将军署；绿营主力为督标（两江总督直属部队）城守四个营一千八百人，此外则是陆建瀛、杨文定从省内各地调来、未派往外省驰援或布防的千余人马，最高指挥官为新任江南提督福珠洪阿先率兵一千守南门外要地雨花台，后改守聚宝、雨花等南面诸门，雨花台防务由程三光接替。东西梁山失守当日，霍隆武、程三光等部都奉命撤回城中，前者加强城东各门防务（霍隆武统管城东各门），后者则布防城北各门。至李开芳兵临城下时，南京城外除了临时募集的团练，正规军就只剩下远驻东坝的都司生麟部四百人了。

按照杨文定的说法，仅布防城垣就需要七万多兵力（这有点夸张），区区五六千人当然不堪防守，为填补兵力空缺，咸丰皇帝早已下令设保卫、筹防两个局，专事雇募壮勇，这两个局的负责人分别为江宁布政使祁宿藻（大学士祁寯藻之弟）和前广西巡抚邹鸣鹤（就是金田起义时那位“专事皮毛鹤又来”的广西巡抚），两人声名虽盛（邹鸣鹤更被认为有对付“长毛”的经验），却缺乏实际能力，虽在很短时间内雇佣了上万壮勇，但“操练如同儿戏”，当地人认为还不如本城团练有战斗力。

祥厚和陆建瀛地位相若，互不服气，城东防务全部由八旗负责，汉兵无从过问，而陆建瀛则被祥厚“劝说”出城应战，索性三日闭门不出。南京合围后，两人不约而同将近城据点全部放弃，城外高房、古刹均未破坏。为激励士气，祥厚将指挥部设在城北仪凤门城楼，陆建瀛、祁宿藻则设指挥部于城南聚宝门瓮城。结果“老病”的祁宿藻（祁宿藻之兄祁寯藻是年仅六十岁，则祁宿藻不过五十多岁而已）因劳累、灰心失望，竟“呕血数升而死”，令城内更加人心惶惶。

太平军早在从武昌东下时就已陆续派出细作混入城中，除了刺探情报外，还到处传播谣言，散发张贴文告，宣称太平军的军势和纪律，号召南京居民“进贡拜上”，并声称在门外写上“太平”或画上十字就可以避免遭受战祸殃及，许多市民虽然将信将疑，为防万一也照做不误，清方虽然严厉弹压，却挂一漏万，反倒令城内充满着不安的气氛。

太平军方面，杨秀清驻城北下关一带统一指挥，他令部下在上新河大量制造云梯等爬城器械，并故意到处宣扬，给清方以“太平军准备强行爬城，需要准备很长时间”的错觉，并令李开芳部在城南发动多次佯攻。

李开芳部占领城外报恩寺，在大琉璃塔（1856年被韦昌辉炸毁，现重修）上架起大炮猛轰南城，同时利用雾色，将雨花台普德寺著名的五百铁罗汉（明代文物）穿上太平军服色，排列城外，同时开炮鸣锣呐喊，南城守军不知是计，猛烈开炮轰击，结果白白靡费弹药和精神，弄得疲惫不堪。

李开芳部的佯动让守军注意力几乎都被吸引到城南，但实际上太平军的突破口却选择在城北仪凤门附近：仪凤门外的静海寺是《南京条约》签约的所在，是江南名刹，附近的天后宫则是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之一，两座寺庙都是高墙大院，格局不凡，清军收缩城内时未毁，正好被太平军土营用于掩护隧道开挖。

为进一步制造声势，太平军在癸好三年二月十三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初九日，公元1853年3月18日）射告示入城，宣称“明日破城”，要市民闭门不出以免误伤，许多清军官兵因畏惧而脱去号衣，藏匿入民宅，城中士气更加涣散。

当天深夜，太平军伺守军疲惫欲睡，精神松懈之际，突然引爆仪凤门隧道中地雷，炸塌城墙两丈余宽，林凤祥亲率数百人冲入城中，但后续部队被霍隆武、程三光等人堵在城外。

林凤祥部进城后兵分两路，一路直奔城内制高点鼓楼，另一路绕经金川门、神策门，拟经成贤街向南，再东折进攻两江总督府。

此时驻守聚宝门城楼的陆建瀛惊慌失措，竟在当面太平军并未发动攻势的情况下乘轿逃离岗位，试图避入满城，结果已先期绕道进入满城的祥厚下令闭门不纳。陆建瀛无奈，只得逃往自己的两江总督府，行至小营，正好遇见从成贤街冲来的那一路太平军，结果当场被杀。

祥厚绕道返回满城并非如陆建瀛般惊惶逃遁，而是试图重新组织兵力发动反冲击。此刻他已组织部分满城八旗兵反扑过来，林凤祥部兵力太少，进至小营的一路节节后退，在鼓楼汇合另一路后循原路退回仪凤门城墙豁口，然后突破清军阻击退出城外。

祥厚、霍隆武反冲击成功，正暗自侥幸，并竭力加强北城豁口处防御，不料“督（陆建瀛）死城破之说，顷刻传遍南城”，聚宝、水西、旱西诸门绿营、壮勇惊骇惶惑，竟纷纷逃散。城南李开芳部几个大胆的士兵爬上城墙，见空无一人，遂招呼同伴“牵手而登”，“天下第一城”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攻破了。

李开芳、赖汉英、吉文元等部相继从南城攻入城中，福珠洪阿、邹鸣鹤、程三光、代理布政使涂文钧、上元知县刘同缨、江宁知县张行澎、副将佛尔国春等大小文武官员十余人战死，绿营兵和壮勇、团练几乎全部溃散。

祥厚、霍隆武迅速收拢城东、城北两路八旗兵退入满城，并动员全体八旗驻防妇孺老幼登城助战。太平军四面包围满城，佯攻正阳、朝阳诸门，集中攻击城垣低矮的西、北两面。

八旗驻防军都是全家驻防，一损俱损，因此不善攻而极善守，鸦片战争时乍浦、京口（镇江）驻防八旗就曾凭借驻防城重创英军，此时江宁驻防八旗军民老幼再次在绝境中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太平军三次攻势被击退，伤亡千余人。不得不退过清淮桥西休整。

原本按照上帝教义，八旗是“生妖”，是“罪在不赦”的，此刻为减少伤亡，杨秀清破例下令允许满城投降，遭到祥厚严词拒绝。

杨秀清遂改变战术，利用兵力优势轮番进攻，八旗军民体力不支，战至午后“渐懈”，太平军突破西边城垣，祥厚自刎，霍隆武战死，满城被太平军占领。

据继任江宁将军富明阿统计，江宁满城中本有额设官员一百二十三名，八旗兵四千七百多（实际不满员），连同家属共有旗人三万多人，经此一役几乎全军覆没，“仅余男妇老弱六百余名口”，直到1864年曾国藩攻克南京，统计“十余年来陆续增添”的江宁驻防八旗军民人数，也“不过八百余人”，可见伤亡之惨烈。

至于南京城内清方官兵家属的伤亡总数则无从统计，但从清方间谍张继庚等人留下的材料看，尽管各级绿营官员大多战死、自尽，但其家属并未受到牵连，而是和其它居民中女性一样，被编入了“女营”、“女锦绣营”一类组织。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

太平军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攻克南京的既定战略目标，除了前述兵力增加、装备改善、水上优势等原因外，“快速”成为取胜的关键一环。由于决策快、应变快、机动快，清方从战略到战术层面都往往应对不及，援兵刚开始向湖北、江西集中，太平军已到了安徽；援兵转趋安徽，太平军却已兵临南京城下。

与太平军的“快”相比，清军则输在了一个“慢”字上。

战略层面，尽管清廷上至皇帝，下至一线将领，在太平军东出武汉后，几乎无人怀疑其目标指向是南京，却依旧犹豫拖沓，导致战机一误再误。从安庆至南京的最后阶段，清廷虽然多方布置，从指挥体系到兵力结构都力图来个“大换血”，结果却几乎连一兵一卒都未能增援，甚至连最容易的人事更迭都未能完成。

太平军是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公元1853年3月19日）全部占领南京城的，清军江北钦差大臣琦善部直到11天后才赶到和南京隔江相对的江浦县（前队直隶提督陈金绶、四品京堂胜保部四千人），而“主力中的主力”——从广西一路追击而来的向荣部，则要更晚一天才抵达南京城东二十里的沙子岗。如果从南京围城之日算起，他们分别迟到了13天和14天，这简直是致人死命的迁延。

由于咸丰囿于满汉畛域，和封疆大吏与领兵将领相互牵制的“祖宗成法”，前线各路大军之间、甚至每路大军内部总是不断出问题：向荣作为参战主力，自武昌至南京的一路上几乎未赶上一场大会战，除他本人持重、太平军机动神速等原因外，下游友军的不配合、沿途各级地方官在军需、后勤、运输等方面的百般推脱掣肘，也令其步伐屡屡被拖住；下游陆建瀛及其部下固然能力低劣、性格懦弱，但他和祥厚、杨文定间的相互拆台，也让事态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在战局的几个关键时刻，这种相互掣肘和拆台愈发突出，如陆建瀛和蒋文庆互不通气，后者身为安徽最高军政长官，却无权调动驻在辖区内的陈胜元部；天京城内，祥厚和陆建瀛互不统属，南京城防事实上一分为二，城东防务汉人不得与，城南局势旗人又懵懂不知，结果八旗兵好容易收复城北缺口，算是打了个难得的胜仗，城南汉兵却只知道督死城破，认定本方打了打败仗，随即一哄而散，而城北、城东的八旗兵直到太平军占据冶山、五台山等城内制高点，尚不知战局又已骤然逆转。

在清军前线将帅中不乏具备一定才能、操守者，如向荣之稳健、其前锋张国梁之善战、蒋文庆之明知不可为而为、祥厚之顽强坚韧等，但他们均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又无法摆脱前述一系列体制、非体制掣肘，结果仍然无补大局。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清方有没有翻盘的机会？

有两个。

其一是在老鼠峡会战前。其时太平军尚未和向荣追兵拉开足以不受牵制发动一次会战的距离，如果下游清军能够稍稍顽强一些，下游与上游、地方官和“客兵”间的配合能稍密切融洽一些，还是有希望守住九江、湖口一线，迫使太平军舍舟北上，或南下折入鄱阳湖乳赣的，倘如此，后面的战局会对清方更有利。

其二则是战略层面的机会：既然在太平军出武昌后，清方上下已准确判定其战略目标是南京，倘能舍弃一城一地之得失、一旦一夕之短长，下决心将各路水陆援兵集结到南京附近，形成一个足以抗衡太平军压力的重兵集团，并构建一个对本方有利的预设战场，就有很大希望在南京一带集结两个主力集团（下游军和上游向荣部）与太平军在主动态势下与太平军决战。

当然，史实是清方计不及此，而太平军在短短一个月内长驱一千八百华里，完成了“建天京于金陵”的既定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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