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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少女杜肖在西安“厕居”两年,加上此前各地爆出的一些“厕居”事件,引起了公众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普遍观点认为,“厕居”现象和“蜗居”、“蚁族”等现象一样,反映出高房价时代普通人和弱势群体的无奈。
但别出心裁的高见并非没有。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王春泉教授就认为,舆论把厕居问题单纯和高房价联系起来,是“缺乏公众现代意识”的表现,因为“厕居者选择背后的原因”有时“往往并非供应不到位所致”,而是“每个都市都可能出现的”、“大家认为怪异的现象”,厕居者“并非没有别的选项”,而公众“缺乏公众现代意识”,将问题简单归咎于高房价,是“单因归并”、“敏感的从众心理”,是“比厕居更危险的现象”。
很显然,王教授认为厕居是危险的现象——他说了“厕居干扰公共空间”,而将厕居“单因归并”为高房价则比厕居还危险,而高房价反倒不怎么危险。他虽然没明说“测距则选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但既然不是高房价而是“怪异现象”,显然要么是厕居者有毛病,要么是他们审美情趣和生活标准与众不同,觉得厕居是比住瓦房、楼房更舒适、更符合人类生存健康的良好生活方式。
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据媒体披露,杜肖并非在厕所里住着很“滋润”:别说私密空间,连门都没有;夏天又热又臭,冬天冷得只能躺着完成收费工作;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文娱生活单调匮乏……很显然,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她不会“下榻”在厕所里。
必须指出的是,“厕居”和“厕居”其实并不同。杜肖是负责厕所收费的,厕居在一定意义上有“工作行为”的属性,算是有一点点“合法性”,而媒体披露、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厕居者中,既有写字楼的白领,也有干临时工的进城农民,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性格禀赋各异,但有几点是共通的。
首先,他们对厕所并无特别深厚的情感,如果有的选择,他们都100%不会继续住在厕所里。
其次,他们的收入负担不起买房或租房的开销,厕居是无奈的选择,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即以杜肖而论,她的收入是承包厕所的管理费,而这个厕所一次5毛,每天最多时也就能收“四五十块钱”,即使对半分成,一个充其量也就5、6百元,且这还是全家、而非她一个人的进项,刨去吃喝穿戴等开销,不知王教授认为这位少女还能有怎样的“别的选项”?
老电影《三毛流浪记》中,饿得前心贴后背的流浪儿三毛正在街边垃圾箱觅食,喝脏水解渴,一个警察怒冲冲地将他拎起来教训“讲究卫生,生冷勿进”。三毛难道真的喜欢“不卫生”,或天生好吃垃圾、喝脏水这一口?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在那个时代,三毛和许多类似经历的人一样,是因为生活无着,饥寒交迫,买不起食物、喝不上净水,才不得不如此的——毕竟吃“生冷”要比饿死强得多。
厕居者难道不同样是如此?中国人讲究安居乐业,如果能买得起、租得起、住得起稍稍像样的住处,又有几个人愿意整天住在冬冷夏热、臭气熏天的厕所里,与苍蝇、蛆虫为伍?
公众现代意识首先必须是“公众的”意识,当公众为房价高企苦不堪言,“房奴现象”成为社会问题之际,王教授却用缺乏说服力的理论术语,为高房价曲加掩饰,“公众意识”何在?公众现代意识还必须是现代的,现代社会讲究人文关怀,讲究平等、均富,注重社会公平,关心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王教授却把厕居、把公众和舆论对厕居现象的重视,当作比高房价更危险的洪水猛兽,“现代意识”又在哪里?那么,到底是谁缺乏公众现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