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库”真的是“中国土产”么？

近日一场彻查“小金库”的风暴在全国范围内刮起，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叫好之余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小金库”真的是“中国土产”么？

发达国家并非没有贪腐现象，但涉嫌贪腐的官员、政客基本上都是“单线联系”，所收的各种名目赃款也是慎藏深埋，惟恐人知，“小金库”现象极少听闻。

在发达国家，政务实行公开化，且辅以规范的审计机制、健全透明的财务制度，令任何政府和公营单位的财务状况，都随时受到严密的监控。不仅如此，由于政务公开和财务透明，议会、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也有据可查，不至于“放空炮”。

可想而知，日常化、规范化的审计监督，加上议会、媒体、政治对手和公众的监督制约，立体交叉，构成了无所不在的财务监督网，在这样一张网下，敢于铤而走险的贪腐官员，只能抱着侥幸心理，偷偷摸摸地靠外国秘密帐户或干脆现金交易暗度陈仓，“小金库”目标大、涉及人员多，搞这样的东西，对贪腐者而言，实在是得不偿失，太冒险了。

要说起来，“小金库”这玩意儿，在中国还真有悠久历史。

早在东汉末年，汉灵帝就有个著名的小金库，这皇帝惟恐别人偷了去，连睡觉都躺在“小金库”的钱堆上睡；唐代的唐德宗为了充实“小金库”，经常派小太监带着“白条”去国库把税款往“小金库”搬，弄得宰相都无可奈何；唐代地方官的“羡余”、清代的“养廉银”，等等等等，说穿了都是级别不同、形式各异的“小金库”。

有些“小金库”打着崇高的幌子，如宋太祖就自称“小金库”是为了给攻辽筹措军费，但仔细推究不难看出，它们最终的目的，都是绕过正常税收、财务和检查体系，供设置“小金库”的个人或小团体私下消费、享乐。今天某些单位、部门的“小金库”，恰与古代的雏形、前身一脉相承。

倒也不能就此说“小金库”就是中国特产，毋宁说，它是封建主义及其残余在官员操守方面的突出流毒。国外一些封建色彩浓厚的国家、地区，如前印尼苏哈托政权、前扎伊尔蒙博托政权、前利比里亚多伊和泰勒政权，上上下下都普遍存在“小金库”现象。

“小金库”的特点，首先是将贪腐“准制度化”、半公开化，其次是形成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贪腐圈”，其导致的结果，是贪腐数额更大、影响更深刻、危害更惊人。

在“小金库”无法存活的发达国家，贪腐的密度、规模和数额都较为有限，如美国新泽西州花了10年侦破的、震惊全国的特大贪污案，为首嫌犯、前霍博肯市市长彼得.卡马拉诺三世，贪污金额仅2.5万美元；加拿大号称“史上最惊人贪腐案”，涉案主角、前总理马尔罗尼不过收了德国中间商30万加元中介费，且收款时本人已卸任，14年后东窗事发，哪怕总检察长是他以前的秘书，总理是他关系密切的盟友，也是爱莫能助。这些“巨贪”的贪污能力，恐怕要让中国的贪官们笑掉大牙。

而另一些“小金库”现象比中国还严重的国家，贪腐之酷烈，到了让人乍舌的地步，如苏哈托的贪污总额是150亿-350亿美元，而蒙博托则是50亿美元，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妇是近100亿美元。

“小金库”虽不是中国特产，但由于中国封建时代长，封建流毒深厚，这类贪腐怪相在很多地方较为普遍。切实解决“小金库”问题，对于净化社会空气，提高政府威信，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