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的自制力 取决于公权力的公信力

轰动网络的“胡斌飙车案”一审判决已作出10多天，在这10多天里，网络世界风云变幻，先是“真假胡斌”的热议，和所谓“胡斌替身”的“杭州的哥张礼礤”照片曝光，引发网上网下群情激愤，继而越来越多力证显示，上庭的胡斌的确是其本人，且所谓“张礼礤”也被证明极可能是一次网络恶作剧，于是“网络民意应自制”、“不能用网络暴力左右公权力”，甚至“让制造‘张礼礤’恶作剧者出来谢罪”之类的声音一下高涨起来。

公权力真能被网络民意所左右么

不应否认，随着网络的普及，随着“网络之声”和“民意之声”越来越多的交集与重叠，随着网络凭借其传递速度快、覆盖面广等特性，越来越多地展现其魅力、威力和影响力，在许多公众性事件中，网络民意所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能量越来越足，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当然，重视的角度有时是截然不同的。

在某些时候，网络民意通过其无所不在的触须、一呼百应的声势和不依不饶的执着，的确对有关部门产生一定触动，并进而影响事件的解决轨迹，这在“瓮安事件”等群体事件的处理，以及“江宁高价烟房产局长”等问题干部的揭露，以及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公案”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但更多的情况下，网络民意虽来势汹汹，其波澜却只浮在表面，而难以真正从深层撼动公权力的行为逻辑和处理模式，包括网络民意在内的民意，对公权力的监督、约束并非太多，更非过分，而是远远不足、甚至弱不禁风的。我们看到，尽管有一些“公权力参照网络民意”的例子，但更多时候，网络民意扮演的是既成事实后无可奈何的倾诉者角色——不久前不是有人公开宣称，网络民意不是民意么？

当然，网络民意并非是没有问题的，由于网络的虚幻属性，许多时候其对民意的折射是夸大的、扭曲的，且民意对公权力的监督、影响，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规范，而非倚仗人多势众和假证据、大嗓门，迫使公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形式，这依然是另一种形式的人治，而不是法治。

然而必须严肃地指出，在当今中国社会，与“公权力被网络民意绑架”的危险和危害相比，“公权力漠视网络民意、乃至民意”要普遍得多、严重得多，俗话说得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这种形势下，一味强调“公权力被网络民意绑架”，过度渲染其危险、危害，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转移社会对“公权力漠视民意”的关注。

为何“宁信张礼礤，不信公检法”

把视线拉回到胡斌案本身。

自一审判决至张礼礤事件真相浮出水面，期间有关方面并非无所作为，审判法院法官、对审判负监督职责的西湖区检察院先后以各种名义出面解释、澄清，胡斌的老师同学等熟人也先后被请出来作证，但直到“张礼礤”被查出可能系恶作剧，“网络风暴”以解铃还须系铃人的“网络模式”自行平息，事情才算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网络民意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之强烈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自胡斌案开审，直到对胡斌有期徒刑3年一审判决的出台，公权力在“5.7”案件中的几乎每一步，都会遭到网络民意强烈的质疑和强大的压力，如果说“张礼礤事件”不过是这种不信任感的一个极端实例，那么，这种对公权力几乎每一环节的普遍网络质疑，才是“张礼礤事件”这种极端实例得以滋生的土壤。简单地说，就是公权力在网络民意心目中公信力的丧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公信力的丧失，当然并非一次或几次偶发事件的结果。

网络民意之所以宁可相信“审判不会公正、公平”的网络传言，也不愿相信司法机关的承诺，是因为他们认定胡斌出身富豪，而富豪注定会获得司法的倾斜、照顾，他们之所以会作如此联想，是因为无数发生在社会上、甚至他们身边的实例，让他们不得不作如此联想；网络民意之所以执着认定“量刑过轻”，而不肯多翻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或多听几句主审法官的解释，是因为类似对“特殊人物”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判决，是他们所常听到、看到的；网络民意之所以“宁信张礼礤，不信公检法”，是因为他们对公权力是否能对权贵和草民一视同仁感到深深怀疑，而社会上不时发生的某些怪事，又让他们执着地认为，这种怀疑并非没有根据、没有道理。

从一审量刑而言，根据现行法规，3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是有理有据的；于情于理于法，对胡斌“顶替出庭”的质疑，都显得有些过于荒诞，法院、检察院相关办案人员对此感到委屈、不满，甚至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另一方面，胡斌案自一开始的“七十码”，到取证、立案过程中的种种波折、蹊跷，都无疑只会加重网络民意（也许还不止网络民意）对公权力之公信力的质疑，当然，责任本应“冤有头、债有主”，不应简单粗暴地由此及彼，但这些尚未变陈、变烂的“芝麻谷子”，无疑会严重影响网络民意对公权力的观感和判断。

徙木立信 聚沙成塔

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大计之前，为树立政府的公信力，特意在东门树立了一根很轻的木杆，宣称不论谁只要能将木杆搬到南门，就奖励10两黄金，由于活太轻，赏又太重，更由于官府公信力不足，大半天竟无一人应征，直到商鞅将奖金提升到50两，才有一个人将信将疑地照着做，结果果真得到如数重奖，此后不久，变法法令公布，由于公信力大为提高，全社会对政府令行禁止、厉行改革深信不疑。

人无信不立，公权力的顺利推行更是如此，公信力的建立便如“徙木立信”般艰难、漫长，但公信力的流失却如“烽火戏诸侯”般立竿见影。

当然，对于网络民意的轻率、随意，甚至演变为“网络暴力”，是必须予以制止甚至处理的，但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你可以不让大家议论“真假胡斌”或“张礼礤”，却无法逼迫网络民意不信张礼礤，只信公检法。

网络民意的自制力，取决于公权力的公信力；而公权力的公信力，则又取决于其日积月累的表现与作为。少一些“七十码”，多一些依法取证；少一些“打闷包”，多一些公开性和透明性；少一些“有钱有权有办法”的实例，多一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证，公信力何愁不能恢复？网民也是民，网络社会也是社会，网络民意同样也是民意，一旦在民意中、社会上，公权力之公信力得到普遍认同，即使仍然有人搞类似“张礼礤”式的恶作剧，一无市场，二无受众，有关部门又何足为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