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文大师年龄更含糊不得的

文怀沙大师究竟有多大年纪、他是否师从章太炎大师、到底因何入狱、文革中表现如何，如今已被争论得沸沸扬扬，莫衷一是。

人都有看热闹的心思，文人、诗人有时候更突出，当此之时探个脑袋喊几嗓子，原本是人情之常。问题是这些事关个人隐私、履历的争议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要文大师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那就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找不到个标准答案。

说实在的，对于有些事，太过较真也没多大意思。文大师是否百岁，别人不知道他自个儿也知道，唱歌的谭咏麟可以“永远三十五”，古代那些蒙皇帝饭辙的道士可以动辄说自己是什么黄帝侍中、寿活八百，某些运动员的年龄可以随心所欲地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文大师就算多报了几岁，又有多大罪过？他也许师从过章大师也许不过是仰慕，甭管怎样，选诗人又不是选良种犬，非得讲究个血统纯正——当年苏东坡作策论杜撰了一典故，人家质问他，他答曰“何须出处”，便是这么个道理。

当然，说谎、改履历终究是不好的，倘若属实的确有辱斯文。如果文革中表现不咋地，却故意杜撰英雄事迹，则更是不怎么好了。问题是第一，没有证据，能奈若何；第二，做人总得向前看，这文大师终究知道文革中反抗强权是光荣，与时浮沉是可耻，比起某些“国学大师”来似乎还高明那么点儿，往事已矣，来者可追，过去的本该让它过去；第三，文大师鹤发童颜，白须飘飘，就算真的不满期颐，那也该是古稀、耄耋之年，中国人素有敬老传统，老人的一点往事，能含糊原本也该含糊一下的。

然而有些问题却是含糊不得的，比如文大师的诗才，比如柳亚子大师对文大师的评价。

那首据说被柳亚子评为“诗出王摩诘而胜之”的五律《听雨》：“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不论大师是28岁或17岁所作，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硬剥《红豆》的痕迹，却也都很难看出一个年过弱冠的诗人写出这种摹拟之作，如何能获得南社首座如此溢美之辞。

诗意说到底是音韵、时空和意境的交融，绝非简单的言辞放大即可“胜之”，这就像王维若写“劝君更进一杯酒”，您写个“更进二杯酒”，懂行者绝不会认为后者更高明一样。王维于诗界何等位望，倘柳翁谬赞，文大师居之不疑，则其行可讥；倘柳翁果无此言，则其心可议。

事实上此次争议之所以引来如此关注，关键并不在年龄、履历有没有错，或诗写得到底好不好，而在于这些有争议的、虚幻的东西，被文大师或有意、或无意地勾兑、兜售，兑换成实在的、有价值（或干脆说价格）的东西。

诗人追逐名利，自古不免，孟浩然爬过床底，李白写过马屁文章，但时人、后人并未因此看轻他们，盖大家都认为这些大贤就该得到名利，怀才不遇原本就是莫大的委屈。文大师也好，其它眼热的文化人也罢，倘能做到才华学问不含糊，道德立身不含糊，别的稍稍含糊点儿，相信大家也不会这样不依不饶、穷追不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