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 中国究竟有几个“第一”

据中新社报道，10月8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宣布，在黑龙江试点建设“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并以“官方”的姿态表示，今后将在全国各地推行试点。

国家公园是国际通行的、旨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的普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已有近万座，中国在这方面终于开始起步，原本应是令人高兴的事。然而仔细翻查资料，却让人实在高兴不起来：国家公园，中国究竟有几个“第一”？

新华网7月30日的报道称，国家林业局“近日”批准云南省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而另一份报道又称，早在2007年6月21日，同样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的香格里拉普拉措国家公园正式揭牌。

中国是一个国家，可在这一个国家里竟弄出3个（也许还不止3个）“第一个国家公园”，这本来已经够搞笑了。让人笑不出来的是，这3个“第一”却是由3个不同的部门审批的。

汤旺河的“第一”，审批方是环保部，管理方未见报道；香格里拉的“第一”，审批方语焉不详，管理方是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设立的“香格里拉普拉措国家公园管理局”；而云南省7月份的“第一”，严格说来还未成事（他们宣布的“成果”却是迪庆的普拉措，而且还把挂牌年份弄错称2006年），审批方是国家林业局，主管方是云南省林业厅。

这就出来一个不小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国家公园？谁有审批权和管理权？

众所周知，国家公园始于1872年的美国黄石公园，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形成了大体统一的审批和管理模式。在美国，全部54座国家公园均由倡议人士提交议案，由国会审批通过，并统一交由1916年成立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国家公园的经费主要来自捐款，次要来自公园为游客提供的各种服务。

不论是发达国家美国的黄石公园，还是非洲不发达国家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其审批、经营和管理模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国会批准-全国统一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以捐款和拨款为主要财务来源，以环境和资源保护为主要目的，一言以蔽之，一个国家，国家公园的审批者只能有一个，管理者也只能有一个，否则便谈不上“国家公园”四个字。

中国的几个“第一”无一不打着和国际接轨的旗号，可是在立项、管理上却完全和国际惯例背道而驰：许多部委都可以大笔一挥封一个“国家公园”的雅号，却全然不见人大等立法机构的影子；号称是“国家公园”，管理者却或是一个地方政府的下属机构，或挂靠在不知什么机关底下……设立国家公园的初衷，就在于超越地方、部门的狭隘利益，用统一、规范的制度保护属于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这种诸侯割据般的“国家公园”，究竟有多大意义？

还应看到，3个“第一”几无一例外地谈到“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甚至援引一些专家的话称，“纯粹为保护而保护，反倒适得其反”，而国家公园的“国际惯例”恰恰是只谈资源保护，不谈资源开发。被公认为国家公园制度健全的关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其触媒便是著名的“赫奇赫奇破坏”，即美国政府不顾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的保护，执意在邻近约瑟米蒂国家公园的土欧鲁米河修建大坝，推动大坝修建的主要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政府林业部长平肖，为自己辩护的观点恰是“资源要保护，但只能是为了使用而保护”，而国家公园统一管理制度，正是对这一观点的颠覆。正因如此，各国国家公园除了为游客服务的各种项目外，几乎没有资源开发性项目，在黄石公园，即使发生山火，只要不是人为纵火，且不至于危及人类生命财产，都要任其自生自灭；在尼日尔河中游的西非国家公园，游客在进入大象保护区时甚至不允许下车，景点除明信片外几乎没有纪念品出售，更没有用公园内资源制作的商品。

原本设立国家公园，就是为了超越部门和地方利益，整合国家资源，有效保护环境，如今政出多门于前，“合理利用”于后，不能不让人对这样的“国家公园”能否切实保护环境产生疑问，如此“第一”越多，这样的疑问恐怕也越大。

此外，国家公园的国际惯例是以拨款、捐款为主，且资金统一管理、调拨和使用，而中国的几个“第一”或以公园经营收入为主，或声称要引进商业开发，或干脆说“尚无资金计划”，如此“第一”，岂不让人捏把冷汗？

与国际接轨就要名实俱符，而不能只是挂一个“国家公园”的牌子，实质还是各搞各的一套，变N个“第一”为一个“统一”——统一审批、统一管理、统一财政，国家公园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