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6月25日《南方日报》报道，继5月1日发放“红包”后，广东省东莞市政府又拟向全市1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以减轻因CPI上升给这些市民所造成的影响，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元。

政府财政原本就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财政有盈余、部分市民生活有困难时，用这种“红包”形式予以补贴，是国际惯例，也是政府应尽之责；政府财政来源于税收，而征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调节贫富差距，将部分税款用于贴补低收入市民，是对税款最恰当、最合理的支出名目之一。东莞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试验、示范这种在国外司空见惯的政府福利补贴形式，开了一个好头，也是社会进步、成熟的表现。

美中不足的是，据报道称，东莞市拟议中的“红包”（临时生活补贴），所发放的对象仅仅针对拥有当地户籍的“七类人群”（低保对象、五保户、非低保对象的优抚对象、非低保对象的一至四级残疾人、弃婴、已治愈的麻风病人和低保边缘户），而不包括被当地成为“新莞人”的外来打工者，尽管根据该市有关领导早先的说法，发放“红包”的做法借鉴了澳门的“市民红利”，而后者的受惠范围包括全体在澳门合法定居的居民，而不管其是否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籍。

笔者所居住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因即将征收每公升2.34分（加币）的碳税，考虑到近来油价飙升，省府决定发放“红包”——每人100加币的碳税补贴，有资格领取这份补贴的，包括所有2006、2007年度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居民，不论其原籍是哪里，甚至拥有当地居住权的外国人（比如笔者一家三口）也可均沾。照这个标准，全省390万常住、非常住人口的绝大多数，都将在近期拿到该省省政府寄出的“红包”支票。

所谓财政“红包”，其发放的理由无非是两点，要么是财政盈余较多，还利于民，要么是因某种特殊原因导致全体或部分居民生活压力增大，须用这种方式进行补贴，东莞市此次的临时生活补贴，应属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以后一种情况为主要考虑。那么，“红包”惠及面仅限于户籍居民，而“新莞人”不能分享，于情于理，就显得有些欠周详。

于情，东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新兴城市、移民城市，新莞人的辛勤劳动，为这座昔日珠三角小县城的平空崛起立下汗马功劳，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东莞的繁荣，东莞的政府财政也未必能如今天一般充裕，以至于可以发放这样的“红包”，创造财富有份，分享财富无与，从人情上讲，似乎有些欠妥。

于理，首先“红包”来源于税款，尤其是所得税，而“新莞人”和东莞户籍居民一样，同工同酬同税额，并无特别豁免，既然纳税一分不少，那么由税款支出的“红包”，他们当然也应有份获得；其次此次“红包”发放的目的，是帮助需要帮助的市民应对CPI的上升和物价上涨，而这种足以令低收入者生活素质下降的经济问题，并非只让东莞户籍市民受害，而新莞人就毫发无伤，既然新老莞人在这方面“共苦”，就没理由不让他们“同甘”。

也许有人会说，非户籍居民统计困难，不易发放，但像东莞这样的城市，非户籍居民中很多都是打工族，他们有工资纪录和公司的扣税凭条，只要有心，并非做不到。更何况，许多城市对外地进城务工人员，或继续沿用旧的暂住证制度，或改用“居住证”等新形式加以管理，当初“暂住证”制度大讨论时，支持这一制度者往往以“管理需要”为托辞，发放“红包”不正是这种需要么？如何反不置一辞？

用政府财政盈余向市民发放补贴，这种体现社会进步的方法必将由东莞向其它城市推广，但愿在推广过程中，各城市不仅能借鉴东莞做法的优点，更能克服其不足之处，将好事做得更好，比如，“红包”的受惠面，应该更大一些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