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哀悼是民族情结不是狭隘民族主义

“5.12”中国汶川大地震造成灾区民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令海内外华人痛心，也引起众多本地加拿大人的同情和援助。自5月19日起，中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3天，各地群众也自发组织了一些集体悼念活动。对此，一些加拿大本地民众表示不太理解，认为应该有更好的方式表达民族自豪感，担心这种行为是“有意识地激发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有网友在《环球邮报》网络评论版上留言，认为一群人聚集在一起高呼爱国口号“不免有点法西斯和希特勒主义了”。

作为遇难者的同胞，此时此刻能平心静气地面对这样的质疑，并耐心地沟通与解释，我想本身就表明了中国人的理智和客观。事实上，用各种仪式、形式进行举国哀悼，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的传统。

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敬天法祖、死者为大的强烈意识，对因天灾人祸致使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惨剧表示公众性、集体性的哀悼，举行盛大的仪式，是相沿已久的习俗。战国时的大诗人屈原已经离职，仍然写下著名的楚辞《国殇》，作为对数万战争中罹难生灵的挽歌；西晋“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为内战双方死难将士举行公祭，赢得了全国军民的赞许；每逢重大自然灾害导致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稍有作为的帝王总要撤乐减膳，甚至下诏罪己，以示与民同苦。这一切都不是帝王将相们情愿如此，或试图利用这种悲痛、这种情绪，采用某种仪式来激起民众的凝聚力，恰相反，是因为这种对死者的痛悼追思，这种继承死者遗志、做好生者本分的强烈意识，是全社会、全民族的共识，不顺应这种意愿、这种共识，就是逆天而行，就是和民族情结背道而驰。

“5.12”的全国哀悼日也同样如此，不是政府或其它什么人将这种仪式性的哀悼强加给中国人民，恰恰相反，是中国人民哀悼死者，告慰幸存者的强烈民族情结和社会意愿，促使政府和其它方面顺应民意，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首次为普通人举行的国典。如果谈人权，这就是人权的觉醒和进步；如果谈民主，这就是民主的功德和业绩。这不是什么民族主义，更不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这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底蕴凝聚成的民族情结，古已有之，今亦有之，有些外国朋友感到惊异、觉得新鲜，并非因为它此刻才出现，而恐怕仅仅是因为，这些朋友此前对中国、对中华民族的关注和了解太少，认识太肤浅。

“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的传统，是从来不惮以最大的善意度人，同样，在数万生灵、数十万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者，和千百万悲痛欲绝的中国人救死扶伤、追悼往生者之际，那种以恶意猜度、衡量中国人言行的论调和言辞，无论如何是很不合适、很不合时宜的。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到中国传教，他们在了解了中国国情后，对中国人尊孔、祭祖等传统、习惯表示了尊重和理解，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但他们的继任者却用僵化的、罔顾中国传统和实际的态度对待中国人，声称祭祖是违反教义的行为，必须取缔，结果导致中国官民的反感，加深了中外隔阂和不信任，造成了双方的无可追悔的损失。许多对“全国哀悼日”表示质疑、对中国民族主义表示惊惧的西人朋友，想必也会说，自己的愿望是让中国更“全球化”，让中国人更开放，更有包容性吧？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尊重、理解和包容都应该是相互的？几百年前利玛窦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难道不能给后来者以启迪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