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贫民区是尊重自由还是将不平等制度化？

据报道，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南都公众论坛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力》的主体演讲，建议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贫民区，“在关外划出一片土地”，允许进城务工农民工等贫民在区内搭建贫民窟，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解决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家的难题，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自由的好办法。

真的是如此么？

所谓“自由”，意味着农民工应和城市原有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同工同酬，居住权，社会福利待遇，受教育权，等等等等，秦教授的构想却是在建造一所“城外城”，不错，在这座城外城里，农民工是平等的，“自由”的，但相对于“城里”，他们还是“乡下”，还是被隔离的异类，甚至，由于他们拥有了专属于自己的“贫民窟人”烙印，将不得不忍受“城里人”更为异样的俯视目光。这样的“自由”，不提也罢。

城外城既然被定位为贫民窟，其相应的配套设施，如教育、医疗、卫生、环保、公共设施、交通服务，等等等等，显然也注定只能是“贫民级”的，这无形中等于变相承认了人生而不平等，变相将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这一无奈的现实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令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这样做的实质，是让农民工这一阶层能够“寄生”在城市边缘，却又不至于和城市融合，令“城里人”既能享受到农民工价廉物美的服务，又不需要为这些“贫民”付出过多，如果说这样是对农民工的尊重，那么这种尊重，不要也罢。

农民工问题的长期存在，是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化”旧账密不可分的，这一问题固然不易解决也必须解决，但秦教授的方案却绝非对症下药，道理很简单，按他的设想，“城里人”和“乡下人”的鸿沟依然存在，甚至于因比邻而居又阵垒分明而变得更突兀、更明显，显然，这样做的结果，只是把“城”和“乡”搬到了隔墙的位置，却根本没有打通这堵墙，反倒让这堵墙更实体化、更刺眼。秦教授的方案如果付诸实施，结果只能是在客观上将城乡二元化以一种变体的形式长期化、制度化的拖延，而农民工问题却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解决。

秦教授说得没错，在许多发展中甚至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出现过大批农民进城的现象，都出现过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贫民窟”，但这些贫民窟无一例外是自然形成，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逐渐淡化、消失、变迁，而相关城市政府所做的，则是给这些自然形成的贫民区以足够的政策倾斜，尽快将之社区化、城市化，在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许多这样的“贫民窟”出现又消失，然后又在其它地方重新出现，这种出现-消失-再出现的循环往复中，城市化的进程便不断扩展、深入。它们也建福利房，但这些福利房都是因地制宜随处分布，并用于安排那些确有需要的贫民，这些享受福利房的贫民，既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福利房的对面，也许就是高档公寓或者繁华的商业区，类似秦教授所构想的、由政府统一规划、专为农民工设置的城外城式贫民区，只有当年的南非才搞过——他们在“白人的约翰内斯堡”南郊，人为制造出一个“黑人的索维托”，事实证明，这种安排既无法弥合城乡、贫富间的鸿沟，更体现不出对贫民和“乡下人”的尊重和关怀。

城市化进程是大势所趋，大批进城务工农民也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与关怀，他们的问题理应得到解决，但这种解决必须建立在尊重、平等的基础上，而绝不能如秦教授的贫民区计划那样，仅仅把农村从山乡搬到城市郊区，而变相地将不平等制度化、实体化、程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