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改判是“司法的胜利”么？

3月31日，备受关注的“许霆恶意提款案”重审后在广州宣判，原本被判无期徒刑的许霆被广州二中院改判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万元。

对于此案的重审、轻判，一些评论家给予积极评价，甚至欢呼为“司法的胜利”。

然而在这一反复曲折的案件终于告一段落，回首整个过程，我们真的能体会到司法的胜利么？

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类似取款机故障导致恶意提取的事例并不在少数，如3月19日，英格兰霍尔城一家超市门前取款机发生故障，所有提款都被放大一倍吐出，该取款机最高取款额是300英镑/次，而许多人取出的却是600英镑，这一故障导致许多人纷至沓来，自17点至22点一直不断有人提款，甚至有的提款几次，最多时同时排队者超过100，直到取款机的款被取净。由于负责提款机的PAYZONE公司至今未起诉，当地警方也未予指控，因为这一事件的出现，提款机管理方首先有责任：他们误将20英镑纸币当10英镑的放入提款机，且在事发后迟迟未作出补救措施。

如果说霍尔事件属于“不告不受理”因而从宽发落，那么2002年8月，考文垂建筑金融合作社取款机故障，导致100多万英镑被恶意取走，被查获恶意取走13.441万英镑的朱伯特及其子女，也不过分别被判处15个月和12个月监禁，即便如此，其本人和许多评论者还认为已属重判，因为过错首先出在取款机管理方，朱伯特一家不过是“未能抵御飞来横财的诱惑”。

与此相比，恶意取款17万元人民币的许霆一审被判的无期徒刑固然重得让人瞠目结舌，重申改判的5年也显得比较重，同样是ATM故障、储户恶意取款，在国外首先问责的往往是ATM管理方，而在许霆案中，同样负有失职责任的银行有关方面却不仅是纯受害者，甚至俨然指控者，由于管理方被免责，本来应分别打在“管款方”和“提款方”屁股上的板子，就此全打在许霆一人身上，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

更值得深思的是，广州二中院的改判，援引的仍是首次判决相同的法律条款（刑法第264条），只是“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情况”引用刑法第63条第2款予以减轻，那么这个第63条第2款是如何规定的？

该款规定为“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也就是说，许霆“不具备”减轻处罚情节（无期判得不冤），只是因为“情况特殊”才从轻发落，有些评论家认为，此判决体现了“法律的血肉”，是一种良好的开端，但必须看到，判决虽然改了，但重判的量刑却被肯定，只是因为“特殊”而特别对待，那么当类似案件一再发生时，我们的法律部门是按照“不冤”的判决继续重判，还是每次都这样“特殊”一回？如果是前者，则类似此次的争议、质疑肯定会一再重演；如果是后者，则法律的严肃性、普遍性又被置于何地？

在国外，不论不设再审程序的英美法系，还是设有再审程序的大陆法系，其对再审、上诉的规定都是非常严格的，对诸如新证据的引入、程序的质疑等均有严格限制，而把审查的重点放在对法官引用法律条款是否正确、量刑是否合理等方面。出于对司法尊严的维护，通常审理过程相当漫长，判决结果很难出台，但一旦判决，除非确属重大误判、错判，做出重判的决定都慎之又慎，像许霆案这样，既认为原判决“判得有理”、又把刑期缩减了一大半，是相当罕见的。

许霆案只是一个个案，其被重判或轻判，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是大事，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终究还是一件平凡的小事。但在初判-重判过程中，司法机关不仅存在量刑过重、判决和重判失之随意轻率的嫌疑，且暴露出现行法律相关条款在裁决类似情况中的不合理、不适应之处，事实上，如果法律条款有针对性，所谓的“既合理又特殊”判决是不应存在的，正因为还存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判决，笔者认为，还是且慢欢呼“司法的胜利”，而是踏踏实实将相关法规完善起来，让诸多的“例外”变成有章可循的“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