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应尽快重新摸索到对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施加影响的着力点

10月27日在利比亚锡尔特（Syrte）如期召开的苏丹内战各方和平谈判经过近一周闭门会谈，11月2日拿出了一个算不上结果的结果：联合国调停人泽尼胡恩（Tayé Brook Zerihoun）和非盟调停人依博克(Sam Ibok)当日宣布，协商“还需更多时间”，按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蒙塔斯（Michèle Montas）所称，“至少需要几周”。

这个结果并不出乎意料，甚至可以说，已算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9月22日在纽约举行的“高层会议”不但未能如期拿出本该在这次锡尔特和会上讨论通过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驻计划，两个反政府组织，“苏丹解放军”（ SLA）“正义与公平运动”（JEM）甚至威胁“不出席”，正因如此，有关方面甚至一度担心，锡尔特和会本身是否会流产。

好在和会终于如期召开，而且协商还将继续下去，“在锡尔特和苏丹境内同时举行”，从这点来说，应算得一种成功。

可这种成功本身是有限的，象征性的。因为纽约会议未能拿出维和计划，锡尔特和会的既定目标成了镜花水月，而且从宣布的结果看，和会也未着手制定一份新的计划，这也就是说，至今为止，锡尔特和会最大的成功只有一个：向全世界证明，内战各方愿意就和平继续协商下去。

和纽约会议的万众瞩目相比，锡尔特和会显得比较冷清，几年来不放过每一个可以和可能提及达尔富尔问题机会的美、法、德各大国，似乎心照不宣地同时选择了低调。

这种低调当然不意味着不关注，而更代表了一种茫然和不知所措：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列强也好，各民间组织也好，仿佛一下失去了着力点。

长期以来，美、法等国官方、智库和许多民间组织，都把达尔富尔和平久未到来的责任主要归咎于两点，巴希尔政府的顽固，和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消极。

以这一认识为基础，长期以来，他们把大量精力放在对巴希尔政府施压、制裁，和对中国政府软硬兼施上，认为只要这两点攻破，和平便会如期降临。出于这一假定，在今年早些时候，抵制北京奥运，以胁迫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更合作”，成为一种很响亮的声音。

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当中国终于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当巴希尔政府终于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当全世界都为此鼓舞、期待着在纽约会议毕功，收获的却是一盆冷水：维和计划搁浅了，这次作梗的换成了反对派。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找不到肇事者的流血事件，是内格罗彭特的咆哮和西方世界的失措，原本设想的破坏者与合作者，居然交换了身份，这让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在达尔富尔和平问题中的着力点：究竟向谁施压，怎么施压？

也许是成心让事态变得更复杂，锡尔特和会前夕，巴希尔政府公开宣布“单方面停火”，尽管这不免有不打自招之嫌（巴希尔一直称政府军并非内战一方），却足以让列强更加举棋不定。

锡尔特和会终于还是如期举行了，不管几个反政府组织多委屈、多不情愿，他们也决不愿因缺席而被打为“和平破坏者”，从而在国际社会面前取巴希尔以前扮演的角色而代之。

但国际社会的彷徨和举棋不定若再持续下去，这一没有议题、没有议程和时间表的和会或将成为旷日持久的务虚会：双方都在谈，和平与和解却遥遥无期。

国际社会应尽快重新摸索到对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施加影响的着力点，这对当地数百万挣+扎在死亡边缘的难民至关重要。其实这并不难，只要有关方面思考和决策的第一出发点，真的是苏丹的和平与发展，而非本身的利益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