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传何以变成信史——试析史料误记秦日纲战死金坛一事

太平天国首义七王之一的秦日纲在天京事变中助洪秀全、韦昌辉杀死杨秀清，后又被洪秀全追究处死，在今天已是众所皆知的历史常识了，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清史稿》、《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等权威性著作，都沿用清上元人李滨《中兴别记》中记载，认为秦日纲系在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1856年8月22，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在攻打金坛城时中流弹而死，且至今还有许多研究者以李滨声称“金坛围解后搜获贼文卷”，认为这个记载可以采信者。

《中兴别记》卷廿八中对此段记载如下：“丁丑，游击李鸿勋遣军出金坛南门筑垒，败还，伪燕王秦日纲毙于流弹，我军不知。先是，张国梁遣都司陶茂森率千人突贼围入城协守，鸿勋以城兵渐多，援师且近，募夫百余出南门为垒，遣卫兵三百版筑，甫半，秦酋率党觇于高阜，官兵遽前击之，贼驰下，张两翼夹击，兵少不能支，奔城，贼从之，鸿勋大骇，亟闭门，令曰‘敢入者斩’，兵不得入，返与贼持，贼亦不敢遽逼，鸿勋遣亲兵出援，贼退，我军死三十余，创百余，民夫生还者不及半，后围解，搜贼垒，获伪文卷，检之，得秦日纲创毙月日”（1）。

按李滨，上元（江宁附郭县，今属南京市）人，事迹不著而著述颇丰，除《中兴别记》外，尚有《古余事略》（由其子遂良于民国五年代撰），并曾于光绪十三（1888）年仿宋绍兴年间建康府学刊本翻刻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十四卷》。其《中兴别记》系编年体史书，叙事考订，颇称翔实，素为治学者称道。但李滨于同治六（公元1867）年才“年已十三”，按照时人用虚岁的传统，实则仅十二岁，十一年前的金坛之役发生时仅一岁，而他真正开始撰述时已“年三十余”，成篇时已是光绪三十一（1906）年的事情（2），显然，他这段关于秦日纲战死的记载并非第一手资料，而只能来自转述。

笔者在《金坛见闻记上卷》找到了这段记述，文字如下：“李游击以城中兵渐多，援师且近，谋筑营南门外，为犄角势。哺后，遣役夫百五十人出城，以兵三百卫之，版筑甫半，贼渠秦日纲率众大至，立高阜观望未进，官兵素轻贼，遽前突之，贼乘高驰下，张两翼夹击，我兵少不能支，遂却，径趋城门欲入，贼踵至，李游击大骇，亟闭门令曰‘敢入者斩之’，兵不得入，复返击贼，贼亦不敢逼，李游击悉遣亲兵出战，至昏贼始退，李游击亦收军入城，军士死者三十余人，伤者百余人，役夫得脱归者三之一，城中大震，是日我军虽不利，然贼渠秦日纲亦战死，城中不知也，围解然后始知之……后因搜（贼）营，得往来文书，始知其详”（3）。两相对照，事迹、经过、伤亡数字完全吻合，甚至许多字句都相同，按《金坛见闻记》著者溧阳人强汝询，其书分上下，上卷记载1856年金坛城守事，下卷则记载1860年金坛失守事，从作者自序可知，作者在1856年秦日纲围城时身在城中，而1860年则不在，这本书是为了“恐（赞助守城的清方官吏士绅事迹）湮灭无闻于后”，而在咸丰十一（1861，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追撰的，显然，《中兴别记》是采信了《金坛见闻记》的记载，只是李滨治书严谨，删改了一些自认为不合理的情节，如原著中说秦日纲率军“大至”却又不敢进攻，仅有三百人又需保护民夫施工、此前并无突出战绩的清兵反倒“遽前突之”，以及此后李游击悉遣亲兵出战从“哺后”一直战到“至昏”（李鸿勋部总共只有七百人，而且此前守城颇有伤亡，就算“悉出”也不可能酣斗如此之久）等均被删改。

我们从《李秀成供》和当时西方人根据爱尔兰人肯能的叙述所撰写的报道中都已经知道，秦日纲并未死于金坛城下，而是被洪秀全招回天京，参与诛杀杨秀清，后来还带兵追赶石达开，此后被洪秀全招回天京处死并除爵。案目前保留的天王及幼主诏旨，比秦日纲地位低一些，且同样生前被革去王爵的豫王胡以晃，其死后王爵开复，子弟承袭，一直列名诏旨中诸王的最末，而秦日纲的兄弟秦日南、秦日来、秦日庆等都先后封王，却竟没有人承袭燕王者，若真是战死而非罪诛，如何会如此淡漠对待？即使秦日纲无子，若非以罪革爵，大可以亲属继嗣，天国中大到幼东王、幼西王，小到袭爵丞相周胜富都可以血亲甚至远亲过继嗣爵，秦日纲兄弟甚多，如何单单便不可以呢？且李秀成是攻打金坛的将领之一，秦日纲结局如何与他无直接利害关系，没有隐讳的必要；肯能虽然性格鲁莽，喜欢信口开河，但他直接跟随秦日纲，且所叙述事迹固多混乱，主要人物的脉络却交代得比较清楚，各种史料互相参照，足以证实，秦日纲并未死于金坛之役。

那么，李滨和强汝询所谓“得贼文书”，又该如何理解呢？

李滨是转引，姑且不论，强氏撰写此书意在为金坛官绅表功，叙述中所羼杂的水分也就因此较多，除前文所述连李滨都觉得不合理的情节外，他在书中说太平军本计划攻下金坛就进取苏常，因金坛未下而东南得以保全，就明显是夸大其辞的曲笔，事实上制订战略计划的杨秀清本无进取苏常的全盘计划，因此江南大营一破，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劲旅便分别受命援江西、湖北，仅有秦日纲等追击退往丹阳的向荣部，只是因为攻打丹阳久不能下才专攻金坛，未能攻破的原因固与清方死守有关，但更多地却是由于天京事变发生，秦日纲及其部下无心恋战的结果；在其叙述1860年破城事的下卷中，说侍王李世贤亲率大军围城数月，破城后住了三天才入浙江，并且以此向当时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邀功，表示如金坛不死守，则太平军早就“狼奔豕突”于浙江、江西，将会给清方和曾国藩带来更大威胁。但事实上李世贤本人跟随李秀成攻打苏州，并未亲身参与围城，围城者仅是其部将值天义盛明文和辅王杨辅清的部将遡天义黎立新所率偏师，且金坛城坚守四个月，当年西历9月1日方破，而侍王本人所率大军早在6月中旬就自江苏平望进入浙江，次日即攻克嘉兴府，可见金坛的固守并未如作者所言，牵制了李世贤入浙的脚步。且1856年作者虽身在城中，但从自序和文章中，并未流露出亲身参与团练城守事务的痕迹，其称洪秀全“贼帅”而不知其为天王，误“检点”为“点检”，且意在为死事者立传，竟不能知城中主将李鸿勋的名字，且误其后来战死丹阳（实则战死于句容），可见作者于军务或未涉及，即使涉及，也绝非得参机密者，其所谓“得诸贼文报”，若非杜撰，便是误听误信了以虚饰邀功为能事的清军官兵的私下传说——之所以说“私下”，是因为不论是当时署理江苏巡抚的怡良，还是李鸿勋的顶头上司和春、张国梁，均未在章奏公文中片言只语提及这次有“贼文报”作铁证的“诛杀贼渠”的丰功伟绩，要知道以他们的习惯，即使是“风闻”无实证，也是往往宁可信其有，而不厌其烦地向上邀功的，太平天国历史上翼王石达开、护天侯黄玉琨以及吉文元周锡能等许多人物被多次“阵斩”，便是最好的佐证。

最后要提到的，是《中兴别记》中提到“伪文告”中，秦日纲为“伪燕王”，而《金坛见闻记》中未载，不知是否别有所具，若有，则更是大谬不然，盖秦日纲被革爵已有一年多，是岁初方重新封为“顶天燕”，最重资格官称的太平天国，是绝对不会在“燕王”称号消失年余之后，还在往来文报中如此称呼秦日纲的。

参考书目：

1、《中兴别记》卷廿八，转引自《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2、同上书，卷末作者自述；

3、《金坛见闻记》P193，《太平天国》卷五，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