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太平天国早期中枢机构的构成

自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中枢机构系以军师综理政务，而以六部六官分理各类事务，这是史家的共识；但对于天京事变前的中枢机构构成，则各家众说纷纭，以鹂纯先生等为代表的、比较有影响的一派意见，认为在这一阶段，太平天国系以东王府为政府行政中枢，以东殿六部为理事机关。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表明化和不全面的。
东王府及其六部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负责了许多重要的军政事务，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它们就是太平天国政权名正言顺的中枢机构。
首先，不论从《太平礼制》这样太平天国方面自己的制度典籍，还是《幼学诗》这样的启蒙读物，甚至东殿主编的《天情道理书》等著作，无不把“生杀由天子，诸官不得违”、“王独操权柄”等君权专制的原则阐述得一清二楚，明确指出，“朝廷”即中枢机构乃直接向天王负责，而非向东王负责的东殿六部，后者在理论上不过是佐理东王的职能部门而已。
其次，作为中枢机构的重要职能，如铨选、刑名、文教、将作、历法、礼制、军政事务等，虽然多由东王操作，但在形式上、许多方面更在实际上需要对天王负责，如保奏官员，命将出师，需要向天王请旨；生杀大权，需要天王旨准才能交由翼殿刑部执行；颁行新历，要由五王连衔上奏，奏可乃颁；书刊出版，要由天王审批后钤盖“旨准”木印方可颁行；朝仪袍帽制度，要由东王、北王、翼王登殿请旨，虽然天王往往“旨准”或“胞等所议是也”一批了事，具体事务都由东王等操办，但决不能因此认为这个“旨准”无足轻重，事实上，天王一纸诏书便置东王于死地，又一纸诏书便将杀红了眼的北王明正典刑，秦日纲、陈承镕位极人臣，天王一旦翻脸，要他们死，他们便俯首就戮，可见，中枢机构的职能虽然颇有异化，但并非徒具形式，更不是连形式都没有。
何况，主刑名的黄玉琨，主文书传达的陈承镕，负责女营事务的蒙得恩，还有史官，诏书衙，删书衙，百工衙，诸匠营等等，都是受命于天王的朝官，而非受命于东殿的属官，虽然在实际事务中，他们往往要听命于东王，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朝臣的身份有任何疑问。
历史上由于主弱臣强，出现权力旁移至权臣“霸府”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如曹操的丞相府，粱冀的大将军府等均是，但当时法定的国家中枢机构仍是三公九卿和尚书台等，权臣号令诸侯和境内，仍需通过这些机构的作用。东王虽专擅，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天王的君主地位是尊重的，当然更不会、至少在形式上不会取消天王的政权中枢机构而自行一套。
那么，早期太平天国的中枢机构构成究竟是怎样的呢？
笔者认为，早期太平天国的中枢机构经历了五主将制－军师（王）丞相两级制的演变。
太平军初起规模不大，也没有稳定的地盘，更未占据城池，军务成为第一要务，此时太平天国的中枢机构系五主将综理军政，并直接对天王负责，五主将下先是直辖五个军长，后来则演变为前后左右中五路军，并出现了总制、监军等中级官职，这从辛开元年七月十九日的《行营铺排诏》可以看出端倪，当时天王直接下令五军主将，分统五路军及各军属官，分为三路行军。
永安建制之后，朝政渐趋复杂化、多样化，各部门的分工成为必需，各级官制也渐趋完备，从这时的官制看，制订这套官制的冯云山、卢贤拔等人的设想，是以四军师加上翼王综理政务，而以六官丞相分理各部门事务。
事实上，早期太平官制、军制，许多源自《周礼》，而《周礼》中对于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职能有明确的规定，即所谓“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於百事”，虽然按照太平天国的官制，六官系衔丞相，而天王无六部，但六官的职分却依旧能从其系衔中表现出来，且天王以六官丞相分理六卿事，也可以体现出其六官高于各王府六部的地位身份，并以此表明其“万岁”至高无上的权威，后来诸殿所置左右丞相很快被废止，恐怕也是出于突出君权的考虑。
我们还可以参照后期官制来对比，丁巳七年之后，天王也设六部，六部主官廿四员，自吏部正天官至工部又副冬官止，可见天国本身，对于六官的职司，是非常明晰的。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前期的天朝中枢机构并没有起到应起到的中枢职能，而让很多权力和工作分流到诸王（不仅仅是东王）及其六部属官身上。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天王本人的能力不足以担负复杂的军国政务，这从天京事变后他自理政务的几年间之手足无措，足可見其端倪，且他又以教主自居，好谈天话而不喜庶务，常常身居禁宫不出，使得许多事关军国存亡的要务不得不由东王等人直接担负起来；
其次，东王不但有能力，而且有野心，且其野心随着天国势力的日趋兴旺而节节攀升。他不仅以政务精明，军务果敢，用人明察，赏罚分明，博得了军民将吏的敬仰和信赖，且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天王的君权，天王说“只有臣错无主错”、“一人首出正”，而东王及其属下却说“为君者若有不明之事，则诏臣参议议定，诏准施行”、“四海之内有东王”，如此一来，天王中枢机构的运转，也就越发显得脉络不明，让人摸不着头绪了。
此外，壬子二年封五王时就诏明“西王以下受东王节制”，印发《太平诏书》中前述行营铺排诏》时也明白注明“此是前时行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使得东王权限愈发膨胀，而凌驾于整个中枢机构体系之上；从永安设立六官丞相直到定都天京，少时仅有天官丞相秦日纲、春官丞相胡以晄两员，最多时也仅仅天官、地官、春官丞相正副六员（加上李开方、林凤翔、赖汉英、吉文元）而已，夏、秋、冬三官长期空缺，使得中枢机构一直出于不完整状况；定都后不久虽然次第补齐了六官廿四丞相的数额，但此时东王权势更重，六官丞相正如《贼情汇纂》所言，具名而已，多被指派承担与六官职能关系不大的军政事务，而他们的职责却被本是东王府属的东殿六部、甚至北殿和翼殿的六部承担起来，六官丞相中真正从事与系衔完全相称工作的，只剩下木匠出身、仍理木匠事务的冬官正丞相宾福寿一人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