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义爵由来考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在丞相之上设立了世袭的六爵：义、安、福、燕、豫、侯，其中侯即是前期的侯爵，自古有之，毋庸考究，而其他5爵都是太平天国所独有的，其中燕爵是燕王被改封顶天燕、豫爵是豫王被降为护天豫后产生的，早在天京事变前就有，但只分别授予一人，事变后逐渐演变为授予多人的爵位；而安爵和福爵则是安王、福王被洪秀全降封后“改封天安天福”（李秀成自述），形成的爵位，也就是说，安、福、燕、豫四爵的由来，都系由于原有的安王、福王、燕王、豫王被改封所致。

  那么，义爵是如何出现的？如果仅仅因为石达开曾被改封义王，义王不受，而以王号设爵，那么何以没有天东、天西、天南、天北的爵位？当然不可能因为名号不雅，事实上洪秀全的女婿黄文胜就被封作天西驸马，可见洪秀全不认为天东天西的名字不恰当，只是没有演变出此爵而已。那为何单单翼王（义王）演变出天义？

  我们先看看六爵制度形成的时间。

  前已述及，燕、豫、侯早已有之，天京事变后燕豫二爵开始分授多人，石达开于太平天国丁巳七年（1857年）公历6月2日从天京出走，此后自成体系，官制与天京方面有所不同，但在爵位上，沿用了上述三爵，考其最主要将领，张遂谋、赖裕新、李文彩、李福遒、彭大顺等，至最后的封爵都只是燕爵，可见其没有设置义安福3爵，否则既然沿用燕豫，没道理单舍弃此三等爵位。反观天京方面在石达开出走后，所封的主政大臣，督率蒙得恩是赞天燕，文衡副掌率锺芳礼是顺天燕，此二人是当时朝官之首，官爵止于燕爵，而大将陈玉成只升豫爵，李秀成、陈仕章不过侯爵，足可证实此时义、安、福三爵尚未产生。

  丁巳七年公历10月，安王洪仁发率兵救援镇江吴如孝，反被包围，幸亏李秀成在吴如孝配合下力战方才脱身突围，此后朝怨沸腾，而李秀成大约于是年12月至次年4月之间多次上书天王，要求“依古制而惠四方”，“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李秀成自述》），并得到众臣的支持，天王被迫革去安王、福王的王爵，改封天安天福，此是安福两爵之始，考目前所知的安爵除洪仁发外，最早的记载是戊午八年，蒙得恩封赞天安，陈玉成封成天安，而福爵的记载有记丁巳七年李世贤韦俊即为侍天福、定天福的，但此时“天王爱臣”李春发尚无福爵，李秀成尚是合天侯，而战绩未著的李世贤不应获得高于乃兄的爵位，而被李秀成保举才重返天京体系的韦俊则更不可能官爵反高于保举者李秀成。可见，安福二爵形成于戊午八年。至于洪仁发、洪仁达的爵号，从后来他们的新王号信王、勇王看，极可能是信天安、勇天福。

  那么天义呢？

  最早记载的天义出现在戊午八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等分别成为成天义和合天义，9月，杨辅清克婺源，入援天京，被封为中军主将木天义，据《蒙时雍家书》，此时蒙得恩大约也被升为赞天义了。六爵制度至此完全成形。

  还是老问题：何以出现天义？既然安爵到豫爵，都是由于王位改封所致，那么，难道石达开曾经被改封为天义？

  《李秀成自述附庞际云等手书答词》中谈到义王时李秀成说，达开本翼王，群臣喜其义气，推为义王，达开不受。而丁巳七年10月前，洪秀全曾刻“义王”金牌赴安庆求援，《戊午捌年新历》（按惯例应该是七年出版的）中石达开衔号为“左军主将义（翼）王”，可见不管石达开受不受，翼王成为“义王”，一度已成为法定事实。戊午八年上半年，洪秀全甚至还封石达开为“开国军师”，其当年出版的《醒世文》和戊午尊改的《太平军目》都有记载，见拙作“从对《醒世文》词句中的新发现试论洪秀全对石达开的政策变化”，此时石达开在天京当然还是“义王”，而在他自己的队伍中，他始终是“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至死不变的。

  但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疑忌是由于不信任外姓，“被东、北王弄怕”，不是一些封官许愿的政治技巧可以消除同样心机重重的石达开的疑虑的，而且他的争取一开始就是被迫的，表面文章多过实质，一方面给石达开封官，一方面却搭建了自己的行政和军政班子，同时又在十分重要却不为人注意的神职上对石达开下手，在捌年历称“义王”的同一处，石达开由通军主将变成左军主将，由圣神电变成电师，就足可证实于此。殆石达开入闽，杨辅清回归，大局初定，石达开已无哪怕形式上争取的必要，天王遂顺水推舟地宣称“永不封王”、“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把“开国军师”一笔抹杀，不久，义爵出现在公私记载中。

  至于王号，从上述言语看，一并被革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否则谈不上“不封王”，也不会出现义爵，洪秀全不会在保留石达开王位的情况下，再用这个他不喜欢的人物的旧称设立一个新爵的，否则何以不设东南西北四爵呢？至于爵号，可能是“翼天义”，所以后来洪仁玕陈玉成等封王，石达开也开复王爵时会被复封翼王，当时由爵号变王号的例子很多，如干天义、侍天义、赞天义都被沿用为王号。

  当然，由于天京事变后至乙未九年干王入京前的公私记载极少，且由于宗教理念的混乱和尴尬，洪秀全本人也有意无意地刻意抹杀此阶段的历史，丁巳七年除了天历，只有《天父诗》一本新书便是例子，这给我们搞清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带来极大困难，也使得此文的论据较为缺乏，姑立论如此，以俟行家论证或辩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