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文坛好友寄给我一张照片：98高龄的袁鹰先生躺在床上，戴一副眼镜，手捧一本《宁文笔墨》正专心地在读。

看到袁鹰先生那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容，我不禁感慨良多。与先生相识、交往也有几十年了，以前也时不时要去看望先生的。但近些年，因搬家渐远、杂事渐多，又因为疫情的阻隔，很长时间没去看望先生了。去年1月22日，我与《芳草地》主编谭宗远兄通短信，问到袁鹰先生，他说，也有几年没去看望先生了，据罗雪村说近况还不错。随后，我打电话到袁鹰先生家，男保姆接的，他说先生正在睡觉。问及身体，说先生身体还好，就是耳聋，恐怕接不了电话。我只好请他转致问候。想到叶圣陶老晚年因“耳失聪，目失明”，说：“两扇通往外界的窗子渐渐关上了”，是何等的无奈！好在从照片上看，袁鹰先生目力尚佳，能看书，就不致太寂寞。

遥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入行当编辑的我和我先生，把家安在了团结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寒舍，但却坐落在这样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对于编辑来说，它得天独厚。这里毗邻中国社科院、中国作协、文联、人民日报等科研文化新闻单位的宿舍，使我们能很方便地向周汝昌、杨义、董乐山、钱满素等大学者，向严文井、袁鹰、姜德明等文化文艺界耆宿约稿和登门请教，与朝阳文化馆的谭宗远、“京城文化遗少”靳飞、严文井先生的女公子严欣久等也有一个松散的文友圈子。

袁鹰先生是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又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主席团成员，被称为脚踏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两栖人”，在两个领域都成就斐然。他曾说：“半个多世纪的两栖生涯，一面为他人缝制嫁衣，一面为自己裁剪衫裤，忙忙碌碌，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我至今不悔，还常常引以为荣，引以为乐。”作为小编的我，从大学时代起也开始写写诗文，将钟叔河的名言“编辑要有两支笔：蓝笔自娱，红笔编文”奉为圭臬；于是，也就自然而然地将 “两栖人”前辈袁鹰先生视为楷模。

大约是在1997年吧，春风文艺出版社约我写长篇文学传记《邓拓和他的一家》。人民日报的老人，自是我重点采访的对象。

袁鹰先生是邓拓的老部下，对邓拓有很深的感情，曾写有怀念邓拓的长篇美文。他多次接受我的采访，向我详细追忆了邓拓当年在人民日报的杰出工作，以及他在大时代中坎坷的命运。

他特别提到1956年邓拓主持人民日报的改革。那是在“双百方针”下进行的改革，提出“《人民日报》既是中央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的理念；报纸从六个版扩大到八个版，增设了副刊，内容大大丰富，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一些对坏现象的批评性文字。袁鹰先生正是在这个时候负责副刊工作的。他开辟了杂文专栏，特邀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大作家撰稿，以保证专栏的高质量。遇到时间紧迫，来不及约稿，他就和其他编辑亲自动笔，散文、杂文、诗歌、小品、书评、荧屏、剧评﹍﹍，版面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

然而这种繁荣局面没维持多久。1957年，风云突变，邓拓和人民日报也经历了一场大挫折。邓拓挨了最高领导人的骂，被迫离开总编辑职位。日后在与报社同仁的告别会上，邓拓念了一首七律《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彼时情景，袁鹰先生至今记忆犹新：“他一句一句地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如念到第三句时，他谈前几天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他在台上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他多次在这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一点惆怅的情味。报社的同志在台下，静静地聆听着，却是心事如麻，感慨万千。我反复吟咏、咀嚼这首诗，尤其是‘文章满纸书生累’这七个字，感到五味俱陈，这不是一般的应酬诗作，很有点像前人评诗中用过的‘深情绵邈，寄托遥深’八个字。”

他感叹道：当时上面不一致，搞路线斗争，邓拓夹在中间，难啊！对这位书生型报人内心深深的痛苦，他有着特别的感受。

后来，春风文艺出版社约我再写一本《叶圣陶和他的家人》。袁鹰先生也是叶圣陶老的拥趸，他1947年在上海当《联合晚报》副刊编辑时，就曾向叶老约过稿，与叶老和他的家人一直保持着朋友般的关系。于是，我请袁鹰先生为拙作写序，袁鹰先生欣然应允。在序言《一棵根深枝繁叶茂的大树》中，他这样描述叶老和他的家人：“用‘书香门第’‘文学世家’‘编辑世家’之类的一般词汇来形容这个文化家庭是远远不够的。它的成就，它的特色，同古往今来那赫赫有名的父子、兄弟和夫妇文人相比，别有一番风光”；同时对我勉励有加：“庞旸是一位独具心机的年轻女作者。她安于寂寞的文字工作，不趋时媚俗，在时下一片喧嚣浮躁的空气中兀自寻觅清凉和宁静，将自己的眼光和心意专注于那些高尚的土地。﹍﹍”

可以说，我能够顺利完成这两本长篇传记的写作，并在出版后取得不错的社会反响，与袁鹰先生的帮助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我虽然喜欢写作，但原本并没将自己定位为作家，也没想过要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但出版《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时，责编洪钧老师一个好心加无心的失误，却将我“逼”入作协，成了作家。

事情是这样的：洪老师在印勒口的作者简介时，想当然地把我写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可当时我还没申请呢，为了不致“欺世盗名”，洪老师说：“你赶快申请吧，按你的文学成绩，也够条件了！”于是，我就写了申请，并请袁鹰先生作我加入作协的介绍人。在袁鹰先生和另一位作家的推荐下，我于2003年被中国作协接纳为会员。这虽然有点戏剧性，但的确对我的文学写作起了一种促进作用。

袁鹰先生对后辈编辑、作家，扶持、勉励的例子，不胜枚举。近读《中国读书报》汪胜文《袁鹰的文学、新闻“未了情”》，就写了他对上海儿童文学作家简平的提携。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张照片，98高龄的袁鹰先生在床上还在读南京《开卷》主编董宁文的书，这后面一定也有个忘年交的故事。袁鹰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与之交谈，他那充满人生智慧又亲切自然的话语，总是令人如沐春风；他待人热情而坦诚，没有一点作协领导、大作家的架子。前些年过年兴寄贺年片，我和我先生每年都能收到袁鹰先生的温馨感人的贺年片；有时去他家拜访，或在一些会议上遇到，他总是关心地询问我们的生活、工作，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袁鹰先生为拙作所写《序》中，盛赞叶圣老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堪称“德高望重”，我觉得，袁鹰先生本人，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目前先生已近期颐之年，衷心期望他老人家保重再保重，拥有一个舒心健朗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