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去陶然亭公园，与从美国来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浦嘉珉先生聊天。我如约来到公园门口，浦先生已先我一步到达，并买好了门票。两张票颜色并不一样，浦先生笑着说：公园照顾我这老年人，只让我买了一元的门票！

北京市公园对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实行门票半价的优惠，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一个看上去并不那么老的白种美国人也能享受这种待遇，却让我有几分意外、几分感动。约摸十几年前吧，北京市的服务场所还实行“外国人高价”的政策。陪国外来的亲友到公园、饭店消费，只要是外国籍的，一律要比中国人贵上许多（我印象里，门票大约至少贵两倍）。有一次妹夫（美国教授）的学生来北京实习，我帮他们联系住在一所大学招待所。学生中有美国籍、日本籍、中国台湾籍，开始一律按外国人收费。我帮台湾孩子据理力争：“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应当

    尽管我曾经在博客上说，希望大家不要到“文革餐厅”去吃饭、傻乐，但我自己昨天还是去了。这是因为我的老同学于志琪说，你别光写博客，也要实地去看看。是啊，伟大领袖曾谆谆教导我们：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瞧，还没去亲身重温“那个年代”，就已径自回到那个语境了——少年时打下的烙印真是厉害啊！

    我和我的大学同窗驱车前往东五环“红色经典”餐厅——一个旧工厂车间改造的特色餐厅。吃了饭，看了别人傻乐。这个“梨子”到底什么滋味，见仁见智，就连我们这些经历相似的“七七级”学友，观感也不尽相同，各人品出了不同的味道。这就是时代的进步——这是一个意见纷纭而又提倡包容的时代，各抒己见，和而不同，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世界。而不像“文革”当年，全国八亿人只能有一种思想，一个声音——成天价用高音喇叭强化在你头脑里的思想和声音。如有其他“一闪念”，一些变调，就将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这个主题餐厅的策划、经营者确实花了不少心思，收集了不少“文革”元素：餐厅布置成一片“红海洋”——红彤彤的旗帜、标语、大红五星，工农兵的英雄形像

    这天，我约同事、美编兼摄影家DD一起去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拍照，正在排版的《徐志摩名作欣赏》要配一些插图。

    路上，我向DD讲起小石虎胡同的往事——除了松坡图书馆与徐志摩，右翼宗学与曹雪芹外，这小石虎胡同还有不少历史渊源和离奇故事呢。

    令小石虎胡同如此有名的，是它的31、33号院，上世纪60年代前为7号、8号院。

    先说7号院。历史记载，7号院在明代是延陵会馆，又称常州会馆或武进会馆，是江南举子进京科考居

“右翼宗学”—— 曹雪芹与友“数晨夕”的“虎门”

    我探索的目光从近代伸向古代。徐志摩与曹雪芹，一个是中国近现代诗歌的开创者，一个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人物，这两位不同时期的文学巨擘，因小石虎胡同而发生了某种联系——在这里，他们都度过了人生、事业的低潮期，并最终迎来了各自的创作巅峰。

    西单石虎胡同7号，清代的“右翼宗学”，曹雪芹落魄京城时曾在这里任教。

    “右翼宗学”建于清雍正年间。为了加强对八旗子弟的教育，清朝政府在原吴应熊的“驸马府”建立了“宗学”。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叫官办的贵族子弟学校。

    曹雪芹在这里任教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李强所著《做不完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正白旗》中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曹雪芹由香山正白旗进京入右翼宗学当差，十五年（1750年）辞差再归香山正白旗，直至病逝。”如此说来，曹雪芹在右翼宗学不过短短二三年。另有《北京晚报》署名张宝贵的文章转述红学专家的考证：曹雪芹在右翼宗学当“邻曲”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去年下午2点28分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都会在心底里为那些死难的同胞深深默哀祈祷！

    去年今天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接待一位加拿大的小伙子，他是我为大型科普画册《熊猫简史》请来的翻译，而这本即将编成的画册正是我们与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合作出版、发行的。正当我和翻译马特顺利愉快地谈完合作事宜，马特在合同上签下他的大名时，地震发生了。刚送走马特，办公室同事就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8级强震！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我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守在电脑前，关注着每一条和地震有关的报道，同室的四川籍同事开始焦急地与家中联系，我也同样焦急地与卧龙的张和民局长、李德生主任等联系，想得到他们平安无事的消息。无奈的是，四川的电话根本打不通。越是联系不上，人们越是焦虑和担心。晚上回到家，继续通过电视、电脑追踪地震的信息——不幸的消息频频传来，尤其是那些学校废墟下掩埋的中小学生，鲜活的花朵骤然凋零，真令人痛心、揪心啊！第二天上班，不待动员，同事们不约而同地捐款救灾。我在博客上写的

缘起

    上个世纪72~75年，我是北京一六零中（中央民族大学附中）的学生。学校设在西单小石虎胡同，一座虽然破旧，但仍不失往日恢宏气象的王府大院里。那是“文革”之乱中一个短暂的恢复正常秩序的年代，我和其他一些从父母的“干校”回京的同学，有机会在这里上了“文革”后首批招生的高中，得到知识的滋养，这才能够在1977年“文革”结束后高校招生时考入大学。可以说母校对我们有再造之恩。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之际，京华出版社要出一本名为《家居北京五十年》的书，收入一些典型的北京居民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向我约稿。我和从美国回来的高中同学齐扬，一起去西单小石虎胡同探访母校。谁知母校已不复存在，我们只看到一个顾客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大市场，往日优雅的古建筑群落只剩下一些屋顶，要凌空鸟瞰才能见其端倪。幸亏属于王府一部分的“东隅四合院”还在，里面花木扶疏，绿草茵茵，是“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义使它得以完好地保存。我们还找到了那棵铁黑色浑身布满瘤赘的大枣树，北京市园林局将它围上围栏保护起来，立了一块牌子，说明这是

4月1日是愚人节。我这个愚人，真的“愚”了一把。那天我下班回家，在公交车的车载电视上看到一条“一九六六文化餐厅”的广告。这让我联想到前些日子，我的父母在东四五环也看到一个类似的餐厅，叫什么“红色经典，峥嵘岁月”的，也是大唱造反歌，大跳忠字舞。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都是中国科学院的离退休老干部，对这样的现象觉得匪夷所思，回来大家议论了一番，也就算了。这则车载广告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我们这些50岁以上，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绝大多数是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历史重现的，哪怕是以这样轻松娱乐的方式；尤其不愿意对现在的年轻人有所误导，以为“文革”这件事很过瘾，很好玩。于是晚饭后，我写下短短的博文《一九六六餐厅，往国人伤口上撒盐》。也许当时情绪有点激动，言辞激烈了一点。

平时看我博客的人并不是很多，我写博文完全是为了自己，有感而发，与三五好友交流而已。而且，因为涉及“文革”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还揣摩，这篇博文也许会被网管删掉。谁知第二天再打开博客，非但没被删掉，反而放上了首页。这下不得了，点击率巨高，一天多就达到

“一九六六餐厅”：往国人伤口上撒盐

    今天下班坐5路公交，车厢中闭路电视播的一条广告，让我像吃下了一只苍蝇，反了半天胃。广告说的是，通州有家叫做“一九六六文化餐厅”的餐饮娱乐场所，大跳“忠字舞”，大唱造反歌，完全模仿1966年“文革”初起时的氛围。看画面上，餐厅墙上大红的“一九六六”字样格外醒目，一群女孩子穿草绿色军装，戴绿军帽，佩红卫兵袖章，正在跳文革舞蹈，解说词的语调充满赞美：“一身绿军装，两条麻花辫……”，好像历史倒流回了43年前，来吃饭的人表情似乎也挺陶醉。广告虽短，但它传递的信息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它让人联想到电影《芙蓉镇》的结尾，那“运动了！”的破锣似重又敲响。

    1966年是个什么年份？那一年，酝酿了中华民族的十年浩劫，开始了华夏大地的十年噩梦。1966年夏天，邓拓、老舍、田家英、傅雷、翦伯赞、李琪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民族精英死于非命；一般老百姓的家庭，也有许多无端遭受抄家、挨打挨斗、遣送回乡等厄运；就是那些穿着绿军装，扎着麻花辫，跳着忠字舞的“革命小将”，在1966年8月，将师大女附中女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按照叶剑英19

    今年1月，我的文化散文集《牌戏人生》再版，不想巧遇另一本《牌戏人生》。这个巧合使我与12年前采访过的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再续前缘”。

    上世纪90年代中，我常应报刊之约为京城文化人写些专访。《音乐周报》编辑约我以“名人与音乐”为题给他们写一组文章。我先就近采访了翻译家董乐山，董先生又热心为我介绍了另两位翻译家：傅惟慈和李文俊，于是就有了一组被编辑称为“连环套”的“翻译家与音乐”的专访。

    采访傅惟慈先生是在西城四根柏胡同他的小院，院内花木扶疏，雀跃虫鸣，是闹市中一个难得的幽静去处。傅先生和他当教师的老伴在这里度过几十个寒暑，儿孙们从这里走向了世界各地。傅先生很健谈，他对我讲了他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讲了他丰富而独特的爱好和感悟。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到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的一句名言：“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他说，这句话蕴含的哲理很深。尤其是在缺少“自由意志”，难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年代，这句话的启迪，使他能尽力用手中的几张“好牌”，在人生这个大牌桌上博弈。这个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