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己（前排中）先生与学生、文友聚会。前排右一为笔者。后排中为中青社陈徒手）
    写了恩师吕晴飞，欲罢不能，忍不住拿起笔，完成长久以来的另一桩心愿：写写恩师黄修己。与吕晴飞一样，黄修己亦不是我的业师，而是在十几年的忘年之交中，给我以教益，被我从心底里奉为老师的人。

    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不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对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我均怀有感激之情。而像吕晴飞和黄修己先生这样，在我青年时代有幸结识，历时十几年的交往，亦师亦友，以他们的高尚人格和渊博学识给我以深刻影响的长辈，我则视为一种人生的缘分，一种弥足珍贵的生活的馈赠。

    与黄先生结识还是编辑与作者之缘。那时，我编《电大学刊•文科版》，黄修己作为全国电大现代文学课的主讲教师，自然是我们要追逐的主要作者之一。上大学时，我对现代文学这门课最无好感——“77级”大学文科的某些教材—，还未摆脱“文革”的影响——老师在上面大讲“两条路线斗争”，我们则在下面偷偷读萨特，读佛洛依德。然而黄修己师为电大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后改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却令我耳目一新。书中不仅敢于正视历史，写了许多过去教材中不敢涉及的史料，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客观、真实，坚持艺术标准，而且研究方法和行文方式，也处处体现出作者的不同凡响。读这本书，使我仿佛弥补了大学时代所缺失的一门课，也令我对这位主讲教师，北大中文系的副教授顿生仰慕之心。

    第一次登门拜访，我在北大燕东园的一扇门前敲了足足有十几分钟。主人似乎不在。正当我转身欲离开时，门开了，面前站着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学者。原来，黄老师听力不佳，耳上还戴有助听器。

    那次约稿颇为顺利。当时全国电大办有十几家教学刊物，编辑们对主讲教师如众星捧月。为了抢稿，外地有的财大气粗的刊物当场就敢拍出巨额稿酬。而我们占的是地利人和，年轻腿勤，不怕跑路。一来二去，与作者建立了友谊。

    知识分子重义轻利。黄老师没享受上我们的高稿酬，有时反而花钱请我们的客。有一次，黄老师让他夫人，厨艺绝佳的陈老师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请我和北京电大中文系的两位老师赴宴。谁知信到得晚了（那时电话还不那么方便），我们没能如期到达，害得黄老师一家足足吃了一个星期剩菜，又害得陈老师在下个星期天又为我们重做了一桌同样丰盛的宴席！

    若按世俗的看法，主讲教师在电大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的知名度随着电视屏幕、电台广播，覆盖了全国每一个角落；他们若“移驾”外地，无不是前呼后拥。但黄老师对我们几个普普通通的小编辑、小教师如此以诚相待，礼遇有加，除了一点声气相通的真性情外，也不好做别的解释。

    有一次，我与黄老师同赴重庆开会，回来时走三峡。船到武昌，会议接待结束，余下的回程就靠自己了。我被委派护送黄老师回京。谁知一路上，却处处受黄老师呵护，倒不知是谁护送谁了。为了赶时间，我们在车站买了两张硬座退票。黄老师把我在巴县购置的凉席扛在肩上，穿过横七竖八的铁轨，登上闷热嘈杂的硬座车厢。在弥漫着劣质烟草和汗酸气味，几乎令人窒息的车厢里，难有睡意。整整一宿，我们都是在聊天中度过的。黄老师对我讲了他的经历，讲他建国之初如何从福建参军，开始接触社会，又由部队考上北大，如何历尽千辛万苦进京读书；“文革”中又是如何躲进小楼，远离运动尘嚣，独自读书治学的。黄老师还鼓励我，事业上要有方向，不能随波逐流。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争取在一两个方面有所突破。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时常会忆起那个难以忘怀的不眠之夜：列车在黑暗中的北方大地疾驰，在拥挤着底层百姓的末等车厢里，一个初踏社会，对未来充满憧憬又有几分迷茫的年轻编辑，聆听了一位睿智学者，她所尊重和信赖的老师的一番肺腑之言。可以想象，这对她未来的道路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80年代初，黄老师出版了专著《赵树理研究》，尝试运用各种现代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土特产”。这本颇有新意的书引起我的很大兴趣，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这是我最早写书评的尝试，为以后大量的书评写作和结集打下了一个基础。

    后来，黄老师又相继出版了几种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他的著作被国内大学文科普遍采用，也被韩国、香港、东南亚一些大学作为教材。同时，黄老师始终坚持对研究方法的探索，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就是这方面的硕果。

    黄老师的学问了得，又具有狷介耿直的个性，不随流俗，特立独行。在与黄老师的交往中，有几件小事，使我对他的个性印象颇深。一次是从重庆回来不久，我给他写信，寄去几张此行的照片。黄老师回信，却不客气地批评了我：作为编辑，字写得太潦草，而且照片的边都没裁齐（那个时候是自己用简易的放大机洗照片，裁刀也是自制的）。乍一看这些批评，我心里还有几分委屈，但仔细一想，黄老师说的不正是我的弱点吗？粗心、马虎是编辑的致命伤，难得黄老师直言提醒。从此我给作者写信，再也不敢信手乱涂了，并且在改稿、校对，甚至叠信封信这样的小事上，也时时提醒自己，要细致再细致，别再让“黄老师”们抓到毛病了。

    前两年，我尝试写些散文，得到一些好评便得意起来，兴致勃勃地挑了几篇给黄老师寄去。谁知黄老师回信，不但没有赞扬，反而将我教训了一通。他说有些事情，自己觉得有趣，别人看来不一定有趣；还说有些事，最好让它们沉淀几年，像老酒那样沉郁发酵了，才能写出味道。我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但冷静再思，觉得黄老师的逆耳忠言，恰恰点中了我散文“肤浅”的要害。我写东西多急就章，缺乏精雕细磨，当然难出精品。这种苦口的良药，黄老师还给我吃过几次。若不是我与黄老师有较长时间的交往和一点相知之谊，若不是我还有点自知和自省之明，换一个人也许面子上会挂不住的。

    我常想，黄老师真可算是严师、诤友。人们都爱听好听的话，但从那些由衷或不由衷的赞美之词里又能得到多少益处呢？人的一生中，又有几个人能像黄老师这样真率、坦诚地对你说话呢？

    当然，黄老师给我更多的还是正面的关心和鼓励。多年后再看我写的散文，黄老师说：“唔，越写越好了！”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85年我得了儿子后，黄老师来信贺“弄璋之喜”，并说“心远”这个名字太出世，也许将来孩子喜欢入世呢！89年那场风波前后，以及后来我在美国逗留的一段时间里，都与黄老师保持着通信联系。在我最迷惘最寂寥的日子里，黄老师给过我很大的精神支持。

    1986年黄老师调到了中山大学，每次来京，我知道了就去看他，十年中也不过见过五六次；每次见到黄老师，都会有一种岁月如流的感觉。用杜甫的诗句来形容就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如今黄老师已是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岭南学派”的倡导人和领头人。他风度潇洒不减当年，但白霜也悄悄染上了他的双鬓。

    前年元旦，黄老师来京。正巧我供职的出版社要再版《名家析名著》丛书，而黄老师是其中《张爱玲名作欣赏》的主编，我是责编。于是，我就抓这个时机与他签修订再版合同。这本书，是整套丛书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一本，这得益于黄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底与高明的编书艺术。编事谈完，黄老师和我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在历史博物馆的“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前拍照；接着，又沿着长安街，漫步来到西单大木仓胡同的“忆苦思甜知青大杂院”。黄老师用比吃粤菜还贵的价钱，请我吃了一顿有野菜贴饼子大碴子粥的特色年饭。

    在千家万户张灯结彩鱼肉海鲜迎新年的夜晚，我们在这有几分冷清的北京大杂院，品尝着中国特有的知青文化，也体验了一种远离尘嚣的意境。就是在这个夜晚，他对我说，他要写一部回忆录。这本书也许一时不能出版，但一定是说真话的！

    今年初夏，我和一些大学、出版社的同仁应黄老师之邀，去广东参加“20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亲眼看到了黄老师在广东乃至岭南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回京途中，我与同行的北大商金林老师说起，为了安排好会议和我们这些代表的生活，年近花甲的黄老师亲自跑前跑后，真是于心不忍。商老师说，其实我们来了，黄老师心里很高兴。先生很念旧，有朋自北方来，这都是真性情的流露。

    话题似乎扯远了。作为曾受黄老师提携的“准弟子”，此刻我只想双手合十，向南遥祝：愿亦师亦友的黄修己先生，拥有一个健朗、快乐的晚年！

                                                                                                                                                                  写于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