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的故事，准确的解读

    这本书名为《传奇》，主角自然是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向导，万之交给读者的是一把打开诺贝尔文学宝库之门的钥匙，而这把准确而神奇的钥匙，就是解读瑞典学院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这些颁奖词都是用最精炼的语言来揭示瑞典学院给一个作家颁奖的理由，同时也就是一个作家得奖的原因。颁奖词经过全体院士字斟句酌，讨论定稿。往往就是一句话，就几十个字但是却高度概括了得奖作家的创作成绩和创作特点，点名了他或她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殊意义。”因此，短短的颁奖词，“是破解得奖颁奖之谜的最重要的密码”。

    然而，对这样重要的密码，以前的中文翻译却存在许多错谬，有的完全不符合原来的意思。马跃然院士在本书《序》中说：“学院的颁奖词有时非常不容易译成中文。主要的原因是其内容丰富而篇幅又缩短到最低的限度。另一个原因则是多数的颁奖词用的是汉语所不具有的关系字句的形式。”而对一些不负责任的翻译，万之则感到“愤怒”，认为这是“随便地糟蹋文学艺术，也随意地糟蹋诺贝尔文学奖，像强奸少女一样欺负不懂原文的读者。”

    《传奇》的每篇文章，都用瑞典学院的颁奖词作为引言，“力求准确地做了重新翻译”，从而引导读者走向得奖作家，去理解他们的作品，去追踪作家的人生。

    《传奇》中写了20多位得奖作家，每个作家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一个丰富动人的内心世界。

    1974年获奖的哈瑞·马丁松，瑞典学院的颁奖词是：“因为他的写作捕捉了露珠而映射出大千世界”。这句话，英文只有10个单词，汉字也不到20个，却高度概括出这个最早的环保作家和“生态主义”诗人，这个“最先成为对现代文明所行路线发出声音警告的人”创作的特点。对马丁松，中国读者并不熟悉，万之告诉我们，实际上马丁松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他的“自然哲学”和“陀螺理论”就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还创作过一部奇特的以中国唐朝历史为背景的剧作《魏国三刀》。马丁松在国外鲜为人知，是因为他的语言非常民族化乡土化，然而他“既有乡土气息，又有广阔视野，地方性与国际性结合，甚至有透视宇宙的全方位观点”；他的写作“像镜子一样，映照出20世纪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战争与和平，包括商业文化与汽车文化，包括核武器与环境破坏。”因此万之把他称作“预言者”，“能在水晶球内看到未来道破人生机密”。

    1987年获奖的约瑟夫·布罗斯基，瑞典学院的颁奖词是：“因为一种以思想敏锐和诗意强烈为特色的包罗万象的写作”。万之在介绍这位“纯粹的个人主义诗人”时，特别讲到他“不为国王起立”的故事——在诺贝尔颁奖9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当瑞典国王和王室成员到场，听众纷纷起立致敬，唯有布罗斯基夫妇没有站起来！对此有人说是“不礼貌”，万之认为：“布罗斯基的诗歌是高贵的，他作为诗人也是高贵的。而且这是庸常之人不可企及的高贵”。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古今中外最杰出的诗人，都有一颗高贵的灵魂。

    布罗斯基的高贵，还表现在他不与集权政治妥协。在前苏联，布罗斯基因为写诗被加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劳动教养，还两度被关入精神病院，最后被放逐，成了一位“四海无家、四海为家”的诗人。但他始终坚持诗歌审美的“私人性”立场，终因诗作的“思想敏锐”“诗意强烈”和“包罗万象”成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诗人。

    2000年获奖的法籍中文作家高行健，瑞典学院的颁奖词略长些：“因为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万之在介绍这位“追求独立人格”的作家时，特别提到瑞典艺术家布·拉森设计的那块奖牌：在一块军服绿的铜质底板上有成行成列的红色星星，而中间镂空，是中国传统楷书“一”字形状。他解释说：“奖牌上的这个‘一’，就是‘独一无二’之‘一’，它代表的其实不仅是一个优秀作家的条件，也是表示一个独立独特的个人，是这个星球上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所在，这也正是‘普遍价值’的应有之义。”

    他否定了给高行健颁奖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说法，因为高行健从不介入任何政治活动，如果出于政治考虑，则应该选择政治符号意义更为明显的北岛。

    针对对高行健的误读，他认为高是这样的作家，他“不是为读者创作的，他们的写作正是从他说的‘自言自语’状态出发的，在他们的作品创作出来之前，理解他们作品的读者还没产生。也只有在他们的作品先产生之后，在人们阅读了他们的作品并且读懂之后，他们的读者才产生。”

    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都是这样的作家。这样，“在优秀作品的带动下，人类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才有新的拓展新的提高，这就是优秀文学的意义，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他们的意义。”

    这只是书中的三个例子。《传奇》中的20多篇文章，对20多个获奖作家的解读，篇篇精彩，给人一种精神层面的提升感。正如刘再复在《跋》中所说：“他描写的不是‘一个’奇人，而是分布在地球各个角落挥洒不同文字文体的‘一群’奇人，而每个人的特别之处都勾勒得如此明晰，真下功夫了。阅读功夫，比较功夫，思索功夫，写作功夫，全都投下了。”我注意到，万之在介绍这些“人类的钟灵毓秀”（刘再复语）时，心中所关照的还是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希望给后者提供一点启示和借镜。比如大江健三郎以国际视野对民族主义的克服，比如以帕斯的“人格之重”对照“我们自己”：“在人格的天平上”是否“太轻飘了”？对中文作家的获奖，万之抱有乐观态度：“我希望，也相信，迟早还会有优秀的中文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论他们是住在国外还是国内。”

    我的这位学兄，用大量新鲜生动的例子，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令人信服的分析，将瑞典学院的颁奖词变为了精彩的“导游词”。他不愧为诺贝尔文学圣殿最称职的中文导游。  

 《诺贝尔文学奖传奇》，（瑞典）万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