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午后，我按约定时间来到东直门长途站外的路口，等待“大日野”。谁知，过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也不见车的影子。我想，一定是有什么事耽误了，继续等吧。我不相信“大日野”会丢下我不管。就这样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我绝望了，去顺义的长途车也走了，就是能乘上下午的这班车，也别指望能赶上到杨镇的车。没办法，我只好回到地质所地震棚的“家”中。妈妈见我回来倒很高兴，说，既然没走成，干脆在家再待两天。别担心，走时我会给你们村干部写信说明情况的。就这样，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留了下来。

    第三天进西城，看望了原高中班和一起插队的几个同学。回到所里，迎面碰上小杨叔叔。这小杨叔叔是地质所一位科研人员，妈妈的同事。前些日子他和一个小组进驻我插队的李各庄，搞水文地质调查，我没事就到他们驻地来玩。在枯燥单调的插队生活中，地质队那些科研仪器和科研活动给了我很强的新鲜感，一来二去混熟了。可如今的小杨叔叔，却让我大吃一惊：只见他眼窝深陷，眼睛里布满血丝，声音沙哑，一副心事重重、疲惫不堪的样子。原来他是最早进入唐山的救援队员，昨晚刚从灾区回来。我一听，便缠着他打听唐山的情况，那个时候，谁不想多知道一点灾区的实情呢。小杨叔叔摇头长叹道：“唉，我们是从地狱里回来啊！你想象不到那个情景，太惨了，真是太惨了！”他的眼神充满痛苦，缠着纱布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是一副精神遭受过重创的样子。稍平静一些，他给我讲了在唐山的经历——他们是怎样连夜出发，驱车进入灾区时，黑灯瞎火，车轮陷在地震形成的深沟里，好不容易才脱险；进入唐山市区，怎样被那废墟狼籍、一片瓦砾的景象所震撼，又被无数同胞遇难的惨状所刺激。他说，我们本来是有科考任务的，但到了那里，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抛在了一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人！救人！他们和解放军一起，用双手去刨、去搬那些坚硬的水泥块。而当时，最有用的救援工具也不过是一些锹、镐和撬杠，救援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确实，他们从死神那里救出了一些人，但他总觉得不够，因为还有更多的人没救出来。最令他受不了的是，刚到时，还能听到废墟下面有很多呼救声，随着时间一分一秒，一个个小时，一天天的过去，呼救声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直至归于沉寂。他忘不了有一个中年男子，挂在一个建筑物高高凸起的地方，下身被卡住，受了重伤，但并没有死，还在无力地挥动手臂。但以他们当时的条件，却怎么都难以靠近那个地方，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一点点死去，身体变成了紫褐色。“如果有更好的救援设备和挖掘工具，我们一定能救出更多的人！”小杨叔叔说着，眼睛里充满内疚和痛苦，那眼神我至今也忘不了。

    后来我听说，从灾区回来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精神创伤，他们目睹了大自然带给人间最惨烈的痛苦，感到了人类力量的渺小。“心理救援”这个词是许多年后才有的，当时讲的是革命精神能战胜一切，举国宣传的是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小杨叔叔的痛苦，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但我觉得，他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对受难同胞更深沉的同情。

    地质所和地震局原来是一个单位，后来分开了。大地震后，所里悄悄传着一些议论，说这次地震本来是有预兆的，下面的监测人员向上汇报，但当时地震局的头头正忙于搞派性，夺权，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还说有科研人员把监测结果向一些地方政府报警，有一个县的领导宁肯信其有，及时疏散了群众，结果是那个靠近震中的县无一伤亡，等等。对前一种议论，无法证实，但“文革”中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后一种议论倒是得到了证实，多年后我看到关于这位了不起的县长的报道，好像还得了一个国际上的什么奖。

    再回来说我。因为擅自回家又没按时返回，我回村后被大队干部狠狠“疵儿”了一通，还说本来我干活卖力，表现很好，是打算发展我入党的，但这次没经受住考验，入党的事就吹了。对这个结果，我倒不怎么难过，心想：如果在地震后我狠着心不去探家，就是入了党又怎样呢？我的良心就踏实吗？

    还有，那天“大日野”为什么不来接我？问司机，你猜他怎么说？那憨直的汉子一拍大腿：嗨，我压根就没想你刚到家就能回来，没等你先走了。那么大的灾，哪家父母不得留孩子多住两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