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8日  苏州 乌鹊桥巷

    中午，张寰和先生的儿子、周晓平先生的表弟张以迪请我们在五卅路一家饭店吃饭。饭后，我们一行人沿街向南，去寻访乌鹊桥巷周家故地。

    周有光先生家原在常州，到他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他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父亲和姨太太，搬到苏州，自力更生。据周老先生《百岁口述》，周家原在苏州有一所很大的房子，但是破破烂烂。后来为了生计，不得不将老屋卖掉，租人家很小的房子住。待到有光先生大学毕业，在上海的江苏银行工作，经济条件好转，娶妻生子，遂在乌鹊桥巷赁屋而居。

    乌鹊桥是苏州一座古桥，与阖闾城同建，位于当年“子城”正门前直街上。据说建城之初，此处有吴王乌鹊馆，桥因馆而得名。后人可从白居易“乌鹊桥红带夕阳”、“乌鹊桥高秋夜凉”，“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桥头冰未消”等佳句，想象它古时的美景。如今，这里已是繁华热闹的电脑一条街。

    关于乌鹊桥旧居，105岁的周有光老先生还留有美好的记忆。他说：“我们在苏州很幸运，租到一所房子在苏州叫南园。这个南园在城的东南角，比较冷落，人家不喜欢住，所以这里房子价钱比较便宜。这个地方叫做‘乌鹊桥巷'。大门一开，不是街道，而是田园。这个地呀都是农民租了种的，种什么东西呢？有的时候种油菜，有的时候种玫瑰花。种玫瑰花最有意思啦，大门一开一股玫瑰香，满眼的玫瑰花，好大好大。再往远一点呢就是城墙了，是东南角那个地方。我一般都是礼拜六回家，在苏州住一晚，礼拜天下午回上海工作。在这个一晚一天的时间当中精神非常愉快，空气也非常好，而上海的空气很不好，很脏。所以这个地方呵，大家都说‘此地在城如在野’。可是今天不一样了，所有的田呵都造了房子了，密密麻麻的房子，已经没有当年的乐趣了。”（据周先生录音整理）

    周家租住乌鹊桥巷，大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情。当年那个充满田园风味的地方，早已被“密密麻麻”的居民楼所代替。因此，要找晓平先生度过童年的老屋是不可能的。但他清晰地记得屋后有一条河，他和张家、屠家的表弟，幼时常在河边嬉戏。找到这条河，就等于找到了周家在苏州的故居旧地。

    我们经平桥直街，过滚绣坊，穿乌鹊桥巷，在一大片居民楼房的包围中，终于找到这条静静流淌的小河。河边的树木，即使在冬季叶子依然青绿，枝条低低地伸向河中。晓平先生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就是在这条河里，三个淘气的男孩抱着一条大狗跳入河中戏水，晚饭时分才被大人喊回家中。

（晓平先生童年的小河）

    如果说这只是童年童趣，晓平先生讲起的另一件往事，就带有崇高的历史意义了。那是1936年5月的“七君子”事件，周有光先生直接参加了这一救国行动和对“七君子”的营救。当时，有光先生在上海的银行界工作，与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史良等“七君子”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和章乃器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经济界的代表，还参与起草了“救国宣言”。后来“七君子”被捕，关在苏州的监狱里。有光先生和允和夫人在苏州的家，成了营救运动的联络点和供应站。他们运用社会关系，多方奔走；为狱中的“七君子”采办需要的东西，还把“七君子”的太太们接到自己家中。晓平先生说，如果当时抓的是“十君子”，很可能就有我的父亲。然而对这件事，有光先生却很少提起，以至鲜为人知。

    日后回到北京，我向有光先生问起这件事。他回忆道：当时来的人多，房子小，不得不打地铺，有的“七君子”家属还在九如巷张家住过。他还记得：当时章乃器的太太胡子婴很紧张，第一晚住在我家，睡不着觉，就拼命抽烟。早上我太太打开门去看她，看到屋子里全是烟。允和夫人尽力安慰她。胡子婴见允和夫人非常开明，善解人意，有什么事都和她商量，后来两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再后来，日寇占领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周有光在沪待不下去了，不得不带领全家逃难到重庆。苏州乌鹊桥巷的周家旧居，也随着战火不复存在了。

    徜徉在乌鹊桥的小河旁，寻觅这段往事，的确如梦，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