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地上的事情

赵 蓉

      (许辉，《和自己的脚步单独在一起》，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两年前，在许辉出版他的散文集《和自己的心情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作过一个简短的书评，将他在文本中的抒情形象与巴黎拱廊街踯躅独行的闲逛者做了一个类比，他操作散文世界的方式，他内心生活的步态与本雅明笔下游手好闲的人，那四处游荡特定的知识分子形象之间莫名的相似，的确让我产生了一些相关的联想。我意识到，在许辉的写作中，大地与行走，审美的对象与审美的方式，几乎是同等重要的，但这种大地上的行走，与我们惯常理解的行走散文有着精神气质上模糊的不同。

这种区别究竟体现在哪里？也许就在于，作者对于某种体制式的，可划分的散文写作方式从精神根源上的拒绝。一直以来，散文领域几乎成了丧失艺术标准的领域，它表现在灵魂从散文的抽身而退，以及技术对散文的善意强奸。当大文化散文、行走散文、小女人散文，成为可以复制的数学公式，而散文家只是将不同的数列组合带入公式，从而完成一个看似完全不相似的运算结果的时候，散文也愈来愈像是史料、功用、司空见惯的情感的制度式罗列，而与个人性相去甚远。而在对许辉散文的阅读感受中，我们永远不会与这种以上期待式公式阅读相逢。

解释以上区别的原因是，在我们将散文中的文化史料陈设，案头学问展览默认为知识分子散文的写作方式时，散文——这一知识分子个体精神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却真正隔开了与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勾联。是的，散文中的文化关怀又怎能与散文写作者的精神状态或者生命的原创力距离遥远呢？这种写作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经验、喜好而在文本上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外形上的差别，但最终的指向却是一致的。以作家人格的体验，进入心灵的通道，通过语言的独木桥，进而展现散文最饱和的内涵。

许辉是大地的观察者，这观察的世界是由他的脚步所展开的，而他的脚步，则总是亲近季节的转换、农事的更迭，与作物、劳动、繁衍、民族的血性、人类的根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些河流的泥汊，那些庄稼地里的拔节，镇上小酒馆粗糙的吃食，俗气得几乎使人落泪的底层男女的交流和爱情的歌唱（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既没有外形上的美感又充满琐碎的感情叫做爱情的话）。他详细地记录大地上最平凡无奇却又实在构成生活肌理的事情，他详细描摹每一条河流可能的改道。他发文化怀古之忧思，他是那么深切地怀念一片地域原初的模样，“从表面上你可能真看不出它（宿州）的潜移默化的风土、人文的更变……我们正在远离宿州，远离我们心底下一座苍茫可感的古城，开始我们某种流离失所的漂泊”。（《宿州》，《和自己的脚步单独在一起》，第84页。）许辉与通常的自然主义写作者不同，他有时写具体而琐碎的人与事，摊饼的夫妻，火车上痛哭的姑娘，去爬一座风景再普通不过的山，并且与人搭话，但他的散文，即使是景物的描写，也透露着人类生命的痕迹和张力。在单篇的散文里，这种痕迹似乎不是那么明显，甚至有些琐碎，而我们一旦将这些行走的脚步碎片，像搓麻将一样摸开，又垒筑黏贴在一起，它们所呈现的景观往往令我们大惊失色。那是如此系统的、含混的、却又精确的描绘，在一个框架内，指向同一个被掩藏的中心。

梭罗在瓦尔登湖，利奥波德在沙乡，都在阅读大地，书写大地，但他们的人是在自然下被湮没的人，因为对自然的敬畏，而谨小慎微以此达到对灵魂的净化，而许辉呢，却是走了一条相反的人类学的途径。他是循着人类生活的痕迹按图索骥地回到某一地域文化的发源点。一个地区人物的样貌、秉性，必定与一个地区的泥土、气候、光照的角度、大地的起伏等等有着深刻的联系。泥也不同，“东方淤白，西方焦黄，南方血红，北方傻黑”，远乡的黄泥香，近郊的黄泥则颜色杂而味道腌臜。因此，许辉是个风俗画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景观游览者。那么，许辉的脚步意味着什么呢？他那么亲近季节与乡土，亲近某种情绪性乡土情味，那不断的重复性的行走仅仅表征了散文主体的审美癖好么？

可以说，在他眼中，或者取景框里，行走的脚步途中，历史文化不仅是时间的存在，更是空间的存在，是具体的生活细节的累加。“我们的根可能真的就结缘、包含于不同的民风之中，并且为某种特别的文化动机所支配，虽然我们无从知晓。”（《阜南》，《和自己的脚步单独在一起》，第55页。）他想倒回头去，到泥土最为纯净的地方，寻找人之所以立人的最本初的品性。同时，作为一个参与书写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从那里走出来，切实地感受到土地的巨变与时空的隔膜；另外一面，他们又迫切想回去寻找淳朴恬静的灵魂依托。在许辉这本涵盖了杂乱无章的脚步行走的随笔集中，我们看到，所有的碎片如镜像一般，交错杂陈，指向许辉写作的根本，濉浍平原那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所深深蕴涵的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美学等等的所有意义。正如巴尔扎克穷其一生搭建了巴黎与外省交汇处上的重要地标《人间喜剧》，正如帕慕克围绕着伊斯坦布尔编织他的文学摇篮和最终的墓穴，许辉也把濉浍平原上的碎片拼贴成了外在的映像，再造了一片充满作家个人灵魂细节的土地。

这种想象产生了两种审美结果。一种是，当知识分子站在植根的土地时，他的视线除了以作家的主观镜头做细致而具体的近景描摹外，他的文化深度和气质视野却总会创造出一个全景，将我们带至更遥远更深邃的思考中去。而另一种则是，当知识分子远离故土，站在异域文化的峰顶，一如作者在温哥华、在洛杉矶，在憨实的西方文化前，他啧啧赞叹的同时，也拉出一个戏剧化的长焦镜头，详细而准确地回到他的濉浍平原。他想象上个世纪70年代的那些冬季，雪总是降落在亚洲东部大平原之上。他数着，中国，安徽，灵璧县，向阳公社，大西大队，大西生产大队。对此，他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充满着人类对文化的根的自信与尊严。

对作家来说，所有的脚步，不过是大地的行走，而那些记述，原不过是大地上的事情。那些基因、文化、风景、欲望的碎片，都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和指向，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在这其中掩藏的总总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