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首届小说对抗大奖赛(金三维杯)

        金银铜大奖评奖会纪要（1）

 

 

时间：2008年12月9日下午14：30—19：30

地点：合肥安港大酒店

评奖会主持人：

许辉（作家、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安徽文学艺术院常务副院长）

评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达敏（安徽大学教授、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徽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王宗法（安徽大学教授、原安徽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刘祖慈（诗人、散文家、原安徽文学艺术院院长）

许辉（作家、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安徽文学艺术院常务副院长）

季宇（作家、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清明》《安徽文学》主编）

段儒东（文学批评家、原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原《清明》《安徽文学》主编）

唐先田（文学批评家、散文家、原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长）

出席：

杨屹（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

吴雪（安徽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江枫（安徽省文联办公室主任）

朱晓光（安徽省文联办公室副主任）

工作人员：

祝越（安徽省作协办公室副主任）

雷曼（安徽文学艺术院办公室副主任）

录音：评奖会全程录音。

发言：评委发言将以多种形式公之于众。

旁听：评奖会邀请省城媒体记者、文学批评工作者、业余作家共10人全程旁听

 

 

 

关于张子雨《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

 

刘祖慈：通篇读完，感到像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或电视剧脚本，或者是为以后改编电影电视剧而写的小说。有很强的可读性。整个故事结构编织得非常缜密，是一个滴水不漏的套子，所有的角色都活跃在这个套子中，每个人的归宿都有交代。只是人物并没有鲜明的个性，没有立起来。读过也就读过了。纷纷乱乱，混沌一片，全在金钱和利益的浮尘中晃动着。这大约正是小说的不足。

段儒东：题材新颖，对商务活动中某种潜规则揭示深刻，描绘生动。小说意味较浓，情节跌宕，环环相扣，悬念丛生，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尤其是目光犀利，秉公办事的梅林，作为新时期党的基层干部正面形象，给人印象深刻。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小鸟，富有象征意味。作品意蕴丰富，对于净化心灵，提升思想境界有积极意义。

季宇：这是一篇可读性较强的小说，通过推理的手法展开故事。在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作者利用了商场、官场和情场的多种要素，表现了几个主人公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择手段，而机遇、竞争、冒险和背叛贯穿其中，使小说的情节更加跌宕起伏。梅林和苏红的塑造给小说带来了一抹亮色。小说构思精巧，文笔流畅。“鸟”的意象的出现，使小说有了一定的象征意味。不足的是，由于小说以情节取胜，难免有编织的痕迹。

唐先田：高潮涌动是大背景，侦探小说的写法。小说对市轻纺局女局长梅林着笔并不多，也不是正面去描写，但读后却令人印象深刻，她拿定主意由杨槐树来拍卖纺织厂，只是想拍个好一点的价钱，为纺织厂的职工多谋些利益。整篇结构精巧，引人入胜，杨槐树的精明、梅林对工人的深情，写得很到位，米兰和苏红这两个人物有点扑朔迷离，也很看好。不足是有斧凿痕迹。

许辉：作者结构了一个精妙的故事，并赋予惯常的职场规则以人性色彩。作品背后隐藏的小城镇心态典型而普遍。如果不由社会学角度切入，这种心态勾带出的生活经验使我们亲近甚至感动。小说对叙事的流行元素的把握能力使我惊讶。

王达敏：《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用侦探小说的写法，演绎了商场的扑朔迷离、人性沉浮。商场如同战场，人人既是捕获他人的“猎手”，又是被他人捕获的“猎物”，互相算计，互相设陷。商场又如同一棵树，上面停着各种各样的“鸟”：“好鸟”守德，“坏鸟”败德，大多数人介于二者之间。作者追问道德、探索人性，境界开阔，其中蕴含着生活的辩证法。显然，这篇小说在艺术上得益于精心的情节设计，然而，这种侦探小说的写法也限制了作品艺术审美的提升。                                              

王宗法：在市场经济深化的大背景下，作者以商场、官场与情场错踪复杂的关系为切入口，塑造了梅林、杨槐树、苏红、米兰等或正面、或中间、或反面人物形象，尤其是正派而富于智慧风貌的女局长梅林的卓越风采，时代感强，立意不凡，构思巧妙，艺术格调明显高出一般。

 

 

关于陈家桥《见爸爸去》（中篇小说）

 

王达敏：这是一篇意蕴深藏并富有张力的小说。早年丧夫的农妇黄淑红，带着青春时代的记忆和梦想进城探望两个儿子，高速旋转的城市之下是一个平静而又冰冷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冷漠，她成了“多余人”，儿子不需要她照顾，城市又侮辱伤害了她。她想帮生活不如意的儿子，可事实上她根本做不到，不仅使不上力，反而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更糟糕。她感到无所适从，自尊全无。也许，当一切创痛都过去之后，唯有对那逝去的亲人的怀念，才是她情感寄托的“温柔之乡”。显然，在人性蕴涵的营构方面，其作还有空间可拓展。  

王宗法：农村近年进城打工的生活及其与父母的关系，由母亲进城看儿子引发两件意外事件（大儿子的隐私、自己受骗被奸），写出了城乡差别及城市的黑暗面，打工仔复仇的冲动与盲动。线索简单（由母亲进城单一视角写出），但内涵并不简单，却颇为丰富而沉重，发人深思。

段儒东：母亲遭受侮辱，儿子愤懑复仇，似乎天经地义，但在法治社会，显然经不起推敲，因此结局注定是悲剧。作品通过母亲的眼睛，展示了现代都市的光怪陆离；又通过儿子刘云的前后迥异表现，揭示了当代青年的内心矛盾和困惑。作品的小说意味较浓，技巧圆熟，意蕴较为丰富。但其中流露的某种逃离和虚无思想则显得比较消极。

季宇：通过一个农村母亲探望儿子的过程，揭示了亲情之下隐藏的心理创伤。大儿子刘云富有野心，敢于冒险，同时敏感易怒，反复无常。他急切地想融入城市，甚至不择手段，而小儿子刘涛则冷漠、忧郁，心中充满憧憬，但却追求无望。他们的挣扎和悲剧都源于少年丧父的童年阴影。平淡的叙述中蕴含着深刻的主题。叙事具有先锋元素，文字富有韵味，生活现场感真实，构成了作品的独特性和文学的丰富性。不足之处，可读性稍弱。

刘祖慈：爸爸在哪里？早死在太平湖底。年轻的妈妈辛辛苦苦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她决心去省城看看两个儿子。她想帮助他们去城里立足，照应他们。但是，纷乱的城市，使她和儿子越发生疏与隔膜。她不满意大儿子混乱迷茫的生活，也不能亲近怪癖的小儿子。她孤独的在城市中踟蹰，最后被骗被奸污。儿子不能忍受这个奇耻大辱，杀了骗子，其结果可想而知。全篇小说的氛围，都是纷乱、沉重、令人错愕而又忧伤。似乎这种种都是城市造成的。小说意蕴藏之很深，思想深邃。

唐先田：这篇小说表达城乡二元格局的不可弥合的差异，刘云、刘涛兄弟的父亲，张永玲的父亲，都丧身于太平湖底下，他们到了城里，并没有溶入到城里，城里人小焕要刘云忘掉黄山，刘云、刘涛的母亲到城里来，又受到欺侮，致使刘云去杀人。作家叙事能力很好，写得很平实，但结构不够紧凑，人物个性不太鲜明，篇幅拖沓了些。

许辉：一直对陈家桥的创作有很深的期待，读这部小说感觉陈家桥面临文学观的选择。《见爸爸去》介于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之间，介于西方理性与我们的感性传承之间。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还仅仅是一种人性的显示？我有点拿不准。但作者理性思考的深度，我似乎有所感觉。

 

 

关于雪涅《面条》（中篇小说）

 

季宇：这是一篇关于逃亡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农民工，由于误伤工友而进行了逃亡，故事由此展开。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始终生活在恐惧的阴影和不安定的氛围中的逃亡者的形像，作者充满了同情心，故事构置合理，人物形像饱满，情节生动真实，有较强的感染力。从某种意义而言，主人公的处境像征着人类的困境，有一定的思想含量。不足的是，结尾主人公在爱情的召唤下走向自首，落入俗套，减损了作品的寓意。

唐先田：这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张雨泉写得很真实，围绕在他周围的一些人如阿兰、梅嫂、郁珊写得也很真实，很纯朴。郁珊是一个亮点，她的出场，使小说的意境有了一个新的层面，体现了社会的以人为本，有一个让人宽心的精神家园，在这个精神家园里能舒畅地吃上一碗面条，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这是郁珊、也是这个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张雨泉和阿兰喜结连理，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如果再有几句话写到梅嫂，便更觉温馨。

王宗法：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意外的悲喜剧，因祸得福——底层人们之间的情与义，一个意外接着一个意外，遇阿兰、梅嫂如此，遇郁珊与结局同样如此，生活中不乏意外的灾难，但也有意外的惊喜，可读性强。

王达敏：《面条》深情关注着当代农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寄托，讲述了一个农民工因一碗面条而过失杀人、四处逃亡的故事。面条是他的最爱，又融入他的情感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小说构思精巧，一切始于面条，又终于面条；面条既是他的灾星，又是他的福星；逃亡是逃罪，然而人间的温情与良知又使他自我归罪。这个既忧伤又温情的故事隐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信息。小说后面借电视台主持人郁珊将“精神寄托”上升到“精神家园”的议论，不甚贴切。

许辉：这是一篇农民工小说，作者试图加入类型小说的元素，以法制介入提升作品的读者关注。“面条”这种古老的食品是这部小说不可或缺的文化道具，它使这部作品获得了生命。作品的弱项则是未能跳出传统小说的窠巢。

刘祖慈：孙雨泉自小就有深深的“面条”情结。在南方打工的日子里，就因为一碗普通的面条，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因伤人，成了网上通缉的逃犯。在逃亡的日子里，他结识了川妹阿兰；后来又作了麦客，与黄土高原上有情有义的寡妇，度过几天欢乐时光；最后他又因为《午夜倾听》结识了电台主持人郁珊，走上自首之路。小说很传统。无论是故事结构，叙述方式和语言，以及刻划人物的手法，都是传统的，圆熟老到。几个人物都写得恰到好处，分寸把握也很到位。因而，是一篇有吸引力的小说。不足之处在于创新不够。推荐

段儒东：作品叙述的是一个农民工由于意外伤人而远遁他乡的故事，提示的则是一棵朴实而又善良的灵魂。面条作为主人公童年生活的记忆，逐渐演变成他美好生活的符号，折射出外出务工人员对精神抚慰的渴求。小说故事性强，叙述流畅，写实的手法中寄寓着象征，体现作者对人文关怀的强烈呼唤。

 

 

关于余同友《乡村瓷器》（短篇小说）

 

王宗法：一个乡村传奇：儿童的乐趣与意外丧生、孤男寡女偷情以后而闹出一场滑稽剧，由此而引发意外——村妇与村长的急中生智以及弄巧成拙、不可收拾。线条简明、文字简洁，意蕴不俗；人性的不可捉摸、生命的不可预测，传统的笑话与现实的意外难分真假，首尾场景雷同而结局反差巨大，别具深意。

许辉：该作已经娴熟地（并非技术性地）抛弃了线性小说的束缚，向我们呈现了作者的某种难以言说的思想和文学成熟，也传递了短篇小说美学多样性的一种可能。俗世人生的悲欢浸蕴于诗意了的丰厚地域文化的浓汁之中，使人温暖又惆怅，还令人感动。没有感觉到作品明显的败招。

段儒东：青壮年农民都外出打工了，留在农村的都是老弱妇幼。这些人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就如同脆弱的瓷器，由于缺乏照料，随时容易受到伤害而破碎。作品立意不错，通过两家两代留守人员的悲情故事，展示了对农村现状的深深忧虑。小说婉如抒情诗，极具象征意味。不足之处在于，两个小孩溺水与两家大人之间纠葛互相孤立，成为互相游离的两组故事，削弱了作品整体美。

刘祖慈：男女劳力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留下看家守院、对付田里庄稼的老弱病残和有拖累的女人。于是，闲来串门，满嘴胡吣，便生出一些有趣的故事。这是当下农村现实生活写照。小说短小精悍，结构得很精致，文字也很优美，开头和结尾的呼应也设计得好。扁伢子和小武的命运最终如何，没有明说，但读后令人为之惋惜，凄然。什么是易碎的“乡村瓷器”呢？是溺水的小武和扁伢子，还是诗意的中国乡村呢？或许都是。

季宇：四喜是乡村的古董收购贩，他与乡妇王翠花，一个是留守男，一个是留守女，孤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但不幸的是，他们偷情被儿子意外发现，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作者把古老的故事置于新的背景下，有了鲜明的时代气息，文笔简约、生动、富有诗意。不足的是，故事的深度不够。

王达敏：一个被浓浓的乡土风情裹着的故事，收古董的四喜想要王翠花的瓷瓶又想沾她的身，精明的王翠花将其一一化解。人物贴着性格走，故事随着人物走，走向“瓷瓶”又走向“人性”。叙事带着乡野的露珠，自然平淡而又有乡土韵味和文学美感。如果作品着眼于由瓷瓶引发的故事的描写，那么，开头和结尾写两个孩子在池塘边玩耍被淹死的情节，就显得多余。如果以瓷瓶易碎来隐喻生命的易逝，其表现又显得牵强。

 

 

关于陈斌先《谁赶走了我的老婆》（中篇小说）

 

唐先田：这是一个拐卖妇女、买卖婚姻的故事，很难写，写法却别具一格，它的审美价值写了人性的善良美。皮桶、段采购、何四川、黑皮几个人物性格各异。警方虽然准确地掌握了何四川是被拐卖给皮桶强制发生性关系而成为形式上的夫妻的，但因何四川觉得皮桶人不错，没有告发他，未予追究，皮桶与段采购之间的关系描写，也确实表现了他的善良和纯真，黑皮是因为犯了强奸罪，才被判刑的。小说的字里行间，揶揄的色彩很有意味，很耐读。

段儒东：一桩买卖婚姻，几个相关人物，娓娓的叙述，从容而又生动。作品通过情与法的冲突，掀开贫穷和法盲的外衣，揭示了一颗纯朴而又执着的美好心灵，寄寓着作者深刻的同情和人文关怀。小说中几个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张驰有度，分寸得当，笔底浸润着一种和谐的氛围，实属难得。这是作者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作品。

王宗法：由买卖婚姻引发的悲喜剧：皮桶人财两空，但本性不移——真正的好人；黑皮虽顽劣（又赌又打老婆又强奸朋友妻），但经过惩罚（三年牢狱），竟改恶从善了。法盲及村人（包括老支书）的善良、厚道、明是非、多同情，写的丝丝入扣，这在此类作品中也算别具一格了。尤其老支书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皮桶的善良心眼，写的入情入理，颇有点亮色，小人物也有不“小”处。

季宇：皮桶的媳妇被他的朋友黑皮强奸了，两个家庭因此而分崩离析。这是一个农村题材中司空见惯的买卖婚姻的故事，但在黑皮坐牢期间，黑皮的媳妇和皮桶之间的爱恨情仇，却超出了残酷现实，有了升华，具有一定的人性高度。小说在悲剧的叙述中，营造了人性中善良和温暖的一面。小说语言朴素，节奏疏缓，主题鲜明，立意较好。不足的是，文学性较淡。

王达敏：贫穷和原始欲望共同演绎的一个当代乡村故事，一个恩怨情仇交织的故事。受贫穷和原始欲望离间的故事始于人性之恶，而人性之善——善良和宽容中止了恶所诱导的怨恨、报仇的蔓延。是谁赶走了皮桶的老婆何四川？是贫穷、愚昧、非法和丈夫的软弱联手之所致。小说揭示了文明与愚昧、善与恶的冲突，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乡村社会的一种写照。

许辉：虽然故事并不新鲜，但小说对乡村男女道德关系的揭示很有冲击力，对情感叙事的掌控也很有分寸感。更难得的，是作品流露出的苍桑情绪，与古老的乡村文化融为一体，显示了作者驾驭此类题材的能力。

刘祖慈：这是一篇以法制为题材的小说，揭示了贫困、愚昧、毫无法制观念，所酿成的皮桶和黑皮两家悲剧。小说生活气息浓厚，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主要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也有特点。小说的后部，皮桶买来的老婆被解救了，皮桶在还完了沉重欠债后，孤身出走，墙倒屋塌，母亲留下的一张床也被砸碎，使人倍感凄凉。这一切都怪谁呢？小说条分缕析，剖解得很清楚。这大约是创作这篇小说的意义所在。但我以为不足之处也在这里，为了把纷乱的案情和法律知识的关门过窍讲清楚，小说不得不周旋于法律知识上，以致中间有些地方读来有沉滞壅塞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