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看“诺贝尔文学奖”

                        ——答媒体记者问

问：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已颁发了一百多次，但时至今天，中国却一直无缘于此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有人说，诺贝尔奖是中国文学的不解的情结。对此，您有何看法？

答：名气大的东西总会吸引众人的眼光，而人类又总是趋光的，诺贝尔奖也是这样。诺贝尔文学奖1901年第一次颁奖，资金颁给了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苏利—普吕多姆。10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个奖的名气越来越大，奖金也大致上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诺奖委员会投资有方，另一方面，我们的所谓“情结”也会越来越解不开。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著文说“世界是平的”，这里所说的“平”，是指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种族、资本、技术、观念等等的交流、沟通、流通更加深入、充分，我不再那么仰视你，你看见我也不再那么难，我中有你，你中也必然有我。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也对全球化的甜头心知肚明。诺贝尔文学奖的存在总体看是一种对人类文化发展起助推作用的机制，西方视点对皖南徽派建筑等“他者文化”兴趣浓浓，中国文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等“文化他者”有所看重，这都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章程中提到过它是一种不分国籍、不带有政治色彩和偏见的文学奖项，应该说对中国文学也不会有任何特殊的偏见。那么这是否说明中国这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能达到它的审美高度呢？如果说中国文学作品离诺奖的评奖标准有所欠缺的话，你认为最缺乏的元素应该是什么？（反过来看，中国的许多文学作品里的政治色彩倒似乎浓于西方文学作品，看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便可略知一二）

答：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不可能不带有某种文化倾向，因为诺奖是一个西式奖，诺奖的评委也都是基督教文化气氛熏陶出来的知识菁英。而政治是大的文化概念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单纯的文化，也不可能有什么单纯的政治。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一种差异，而不是进行优劣和对错的比较、评价。例如说到和平发展，中国文化要求的是在和平的氛围中发展，而西方文化则要求在对抗中、在抗衡中发展。这都是差异。但如果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文艺学而不是社会学的考察时，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欠缺的是文化规则中的“软”这一标准。所谓的“软”，就是要求文学和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等等硬领域要“滞后”，要“有距离”，要“不那么重要”，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娱乐”和“纯粹”一些。当然这和题材、赢利等等无关。

问：从文学本身来看，您认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在创作内容及艺术表现手法上有差距吗？从诺贝尔奖的几大评奖原则来看，所谓的“普遍性原则”及“理想主义”的旗帜应该怎么理解？它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有过充分的体现吗？

答：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和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文学在文学观念上有天然的差别，例如中国文学，在传统上总是表现出诗的境界、哲理的趣味和意境等文化性格，而在“思想品质”方面，则更多地表现出“中庸”、“中道”的底质。所谓中庸，也可以理解为“以中为用”，即最好不选择极端，而选择更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更接近事物真相的、更易于成事的选项。而西方的一神论精神，则经常表现为“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气质，当然也表现在“锐意进取”等等方面。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中西文化的对撞、交流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时期就开始变得频繁和深入了，但传统价值观的新安理学不已经在那时深入人心了吗？诚然人类文化、文学都是共通的，不过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无法一蹴而就，一元化的统合当然也不符合多元文化的时代潮流。西式的所谓普遍性原则和理想主义模式固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标准，但中国文学已走的路和要走的路，也自有其本身规律。

问：也有人说，中国文学独特的语言及其艺术表现手法很难被传达成西方的文本。因此，翻译问题是制约中国文学通向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障碍，您认为是这样吗？

答：因为外语不好，所以没有那种阅读两种语言文本的真切感受，这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但通过不同的译中文本的比较，我觉得译者的翻译能力能够改变读者对文学作品品质的评价。不过这最多只是一种技术缺欠而并非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最大障碍。很难想象语言的交流是单向的，即：我只能最好地感受、理解你的语言，而你无法最好地感受、理解我的语言。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文化和体制能力，当这些问题逐渐消弭之时，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之日。

                                                                                              2007年12月6日星期四于合肥淮北佬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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