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里头文化期聚落间关系及其演变

在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过程中，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代[1]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大的历史时期。群雄竞起的龙山时代末期，曾经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与其后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我们称其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2]。我们注意到，这一“断裂”现象在中原腹地的嵩山周围虽也存在但不甚明显，二里头文化恰恰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发展，最后以全新的面貌横空出世，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的。这一演进过程无疑是解开二里头文化崛起之谜的一把钥匙，但其中的许多细节我们仍未能全面地把握。

从判定考古学文化最重要的指标陶器上看，具有二里头文化特色的陶器群形成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3]。作为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在文化因素上取大范围吸收、大规模辐射之势的二里头文化，也是始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图2）[4]。

    在这一区域，早于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其前身之一的一种先行文化，我们称之为“新砦文化”[5]。这类遗存包括以前所谓的“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一期”遗存，二者在年代上应有一段时间共存，分布中心分别为嵩山东南麓的郑州地区和嵩山以北的洛阳盆地。尽管其内部在时空两个方面可能还有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现象，但继续承袭当地龙山文化的传统，文化交流以吸纳大量的东方（含东北方）文化因素为主，构成了“新砦文化”的主体特征。这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由于西方（含西北方）文化因素的大量渗入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真正融合而形成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的面貌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6]。这一时期的聚落群的分布地域基本上限于嵩山周围，且在区域聚落分布上尚看不出一体化的态势。

属于新砦期的大型聚落如新密新砦、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的铜容器、玉璋及器物上的龙纹图案等[7]为探索二里头铜玉礼器及装饰主题的来源提供了有益的线索，但它们与二里头文化同类遗存之间还有尚待填补的时间空白。因地制宜的环壕聚落、浅穴式大型建筑[8]，也与后来二里头都邑布局的规划性和高台式的建筑风格有异。因此，从“新砦文化”到二里头二期以后的典型二里头文化，其社会形态应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一般认为，王朝的诞生应当是对这一现象最合理的解释。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前的时期，或可称为王朝形成的过渡期或摇篮期[9]。

二里头文化一期时，洛阳盆地东部的二里头已出现超大型聚落或聚落群（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以上）。因遗迹遭破坏严重，对这一时期具体的聚落状况还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已显现出不同于同时期一般聚落的规模和分布密度，遗存中已有青铜工具、象牙器、绿松石器、白陶器等规格较高的器物和刻划符号发现[10]。这里似乎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中心。从聚落时空演变的角度看，作为二里头文化中心聚落的二里头在伊洛平原的出现具有突发性，而没有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11]。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12]。

二里头都邑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进入了全面兴盛的阶段。遗址总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成为宫殿区。这种繁荣的状况一直持续至二里头文化最末期即第四期末。目前，我们已可以根据已知的材料粗略地勾画出遗址兴盛期的布局和总体结构。整个遗址由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组成（图3）[13]。

     遗址中心区位于东南部至中部的微高地上，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的大道，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这是迄今为止在考古学上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展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新发现的宫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平面略呈纵长方形，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10余座，分别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的各个时期。已确认第三、四期的多座单体宫室建筑纵向排列，形成明确的中轴线。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出有铜玉礼器的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其中宫城东北和宫城以北，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带有围墙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这一带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它遗迹，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图4、5、6）。

一般居住活动区位于遗址西部和北部区域。常见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