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参加“早期夏文化学术研讨会”（郑州），发言的题目是《夏文化命题的学术史检讨》。主办方约稿，建议此题就别展开了，正合吾意。

但如契合会议主题，如我这类不肯言“夏”者，更不知早期夏文化为何物。于是就有了这篇只论考古且超出“早夏”的东西，放在这本专题性极强的文集中似乎颇不协调。一晃儿已是近4年前的稿子了，有的数据、提法已小有订正，如所谓“新砦文化”，恐怕还是模糊地称为“新砦类遗存”更合适些吧，如此种种。但既已刊出，就不改了。

还是给大家贴个电子本吧，方便切磋批判。

二里头文化是古代中国乃至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在中国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演进过程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对二里头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是究明其社会结构的重要一环。

但依现有的考古学材料，尚不足以使我们清晰地把握二里头文化期的聚落间关系。在已发现的400余处二里头文化遗址[1]中，经过发掘的仅数十处。用仅经地面踏查的遗址材料去复原当时的聚落状况是危险的。遗址并不等于实际存在过的聚落，面积较大的遗址也不等于中心性聚落。这是聚落形态研究中必须加以充分重视的[2]。

由于材料的限制，本文将讨论范围限于与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的聚落间关系相关的若干问题。

一、二里头文化的时空界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里头文化的存在时间约当公元前1900～1500年，前后延续约400年”的认识深入人心，成为学界的共识。“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报告给出的年代（公元前1880～1520年）也与此大体相近[3]。但据最新的系列碳素测年结果，一般认为介于中原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遗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830～1680年[4]；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1530年，存在时间仅200余年[5]。所谓“新砦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初期阶段在时间上有一定的交叉；与以前的测年结论相比，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整体偏晚、跨度缩短。这些新的测年结果，在多年来执着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之争的中国考古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其程度甚至可以用震动来形容。无论认可与否，每一位研究早期文明的学者都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些结论。

就中国考古学的传统而言，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尽管在理论上包含对各类遗存的分析，但在实际操作中主要还是以日用陶器尤其是炊器作为最重要的指标。对二里头文化的指认也不例外。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最主要的地方类型是东下冯类型[6]。众所周知，二里头文化以深腹罐、圆腹罐、罐形鼎为主要炊器，而以山西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主要炊器组合则为鬲、甗、斝等。鉴于这种情况，有学者指出东下冯一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不仅泾渭分明，而且均渊源有自”，与其归入二里头文化，不如“将其视为源于三里桥文化发展出来而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7]。在不改变既有界定指标的前提下，东下冯一类遗存由于炊器群的显著差异而显然不应被划归二里头文化[8]。

“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概念提出之初，它也被称为“东下冯型夏文化”[9]。从该用语的字面意义，可以窥见这一文化界定的研究史背景。对考古学文化归属的判定与对其所属人群的族属推断似有一定的关联。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二里头文化的空间分布，即大体上以河南省中西部的郑州、洛阳地区为中心，向西达于陕西关中东部，南及豫鄂交界地带，东至豫东开封地区，北抵沁河与中条山以南的垣曲盆地一带（图1）。这一范围大致相当于邹衡划定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10]。后来一些学者划分的其他地方类型，一般仅是在二里头文化的共性下，显现出若干当地土著文化传统或同期相邻文化因素的影响，且出土材料尚少，不足以窥其全貌。鉴于此，这里暂不做类型的划分。

图1　二里头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　（据西江清高文[11]附图1改绘，图中编号与表1相对应）

[11] 西江清高：《地域间关系からみた中原王朝の成り立ち》，《国家形成の比较研究》，学生社，2005年。

（《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