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构建过程中，大概要数对良渚文化年代的判定摇摆幅度最大了，从最初的“龙山时代”跃进到“仰韶时代”，前后相差数百年。这当然有测年技术进步的因素，但对良渚文化的历史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界的良渚年代观。

    良渚遗物在1930年代发现之初，就被判定与山东发现的龙山文化遗物同时甚至稍晚。1936～1937年，在浙江杭县诸遗址发现黑陶遗存后，发掘者施昕更认为其与华北黑陶“文化的特征是相同的，而形制及制作的技巧上看，是比城子崖为进步，似属黑陶文化的后期，所以比山东城子崖稍晚，然而也晚不了许多”[1]。1939年，梁思永先生将良渚遗存列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2]。此后，良渚文化是与龙山文化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的意见长期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

    随着发现与研究的展开，学界逐渐认识到，良渚文化的上限略早，下限与龙山文化大致相当。“关于良渚文化，我们已测了四个地点的七个标本……如果这些数据都可靠……则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也达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而开始的时间则要较早”[3]。直至1980年代，良渚文化的年代跨度在公元前3300～前2000年左右的意见仍占主流[4]。在1990年完成、1994年出版的《中国通史 第二卷 远古时代》中，作者仍把良渚文化（中晚期）归入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公元前2600～前2000年左右）[5]。

    进入199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良渚文化的下限年代提出新的方案。以大汶口文化花厅墓地中出土有大量良渚式陶器和玉器为突破口，栾丰实对良渚文化的年代提出质疑，他以文化序列明确的海岱史前文化为标尺检验良渚文化的年代框架，提出“良渚文化，应属早于龙山时代的仰韶时代晚期，它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仰韶文化三、四期是平行发展的”的论断，认为良渚文化的下限年代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或略晚[6]。嗣后，张忠培也撰文认为良渚文化“延续到公元前第3千纪前半，或约距今4600年前”[7]。

    赵辉进一步指出，“目前在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尚找不到和龙山文化确有联系的遗存，反之，在龙山文化的范围里，也没有受到过良渚文化直接影响的确凿证据”。“仅就以反山墓地和莫角山大型建筑为标志的良渚文明所达成的时间来看，不会晚于公元前3000年。这个时间当略早于建造屈家岭文化中的石家河城址和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心聚落的出现。因此可以认为，良渚文化在其文明化进程方面是一个领先一步的地方文化”[8]。

    栾丰实在回顾这段研究史时指出，“在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由各自存在对方的文化因素所反映的这种年代对应关系，早在十几年之前已有学者指出过[9]，可惜当时并未给良渚文化以应有的位置，而是把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下推到与二里头文化同时，以此来适应良渚文化属于龙山时代的普遍看法”[10]。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敢相信具有先进的封窑烧陶技术及灰黑陶系产品、发达的玉（石）器制造技术，以及各类遗存所显现的社会高度复杂化特征的良渚文化，居然早于龙山时代。对其年代的误判不能不认为与这一“普遍看法”有关。张忠培在上引文中指出，对良渚文化年代的新认识之前提是，“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则万不可在时间上对本来发展不平衡的诸考古学文化一刀切”。

此后，属这一地区龙山时代遗存的广富林文化被发现和确立，填补了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的缺环[11]。至此，良渚文化终于被剥离出龙山时代，它在整个东亚大陆的文明化进程中先行一步的历史地位得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