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辉把包括中原在内的西、北部旱作农业区文明化进程归纳为不同于东、南部社会的一种模式：其“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等级表征系统，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更多体现在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似乎是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相比之下，东、南部地区“社会复杂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较高。伴随新的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发展起一套复杂的等级表征系统”[1]。

赵辉对文明化进程两大模式的归纳，与吉德炜“由物见人”、触及智力思想的东、西划分[2]，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时空和人群上都是一致的。吉德炜在令人信服的比较中“十分强调东部居民的思想和社会组织”，最终提出“东部沿海文化因素在后来中原青铜时代文明中是第一位的”论断。相比之下，赵辉的表述似乎更代表了中国学者各区域共同进步而风格不同的惯常思路。

吉德炜和赵辉的论述给人的感觉是都偏于条块划分的“静态”，但可以肯定他们都给予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以极大的关注。吉德炜敏锐地注意到“到了公元前四千纪至三千纪，东部沿海的文化因素开始侵入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赵辉在这一问题上也花了相当的笔墨，他对中原地区演变脉络的把握相当准确。不过，赵辉往往把中原的社会变化与外部影响分开来说。

譬如关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的文化重组，他分析到，“起源于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快速覆盖了豫西的洛阳平原，并对郑州以及嵩山以南乃至渭河上游的广大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接着，他单独提及外来影响：“与此同时，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相继影响到中原地区”。在归纳中原社会的特征时，他用考古材料详述了这一地区“社会环境经常性地动荡不安”，而后论及“周围地区文化因素的大量出现，是庙底沟二期以来中原地区的又一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在中原地区，来源或背景不同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冲突和重组也许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区的动荡不安”。

问题在于，属于前述西部文化系统（或模式），长期以来缺乏贵族文化，可谓“穷过渡”的中原地区，何以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尤其是公元前2500年以来，会发生如此剧烈的“文化重组”？为什么外来因素仅仅是“与此同时”渗入的，而不是这些变化的重要契机甚至就是要因？

赵辉在上引文中指出，“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基础上，原来平等、平均的氏族社会被如此这般地改造成了‘准文明’的形态，或者干脆就是文明”。显然，厚葬、殉人、棺椁、发达的玉（石）器和精制彩绘陶器等中原不见或罕有，显现社会成员高度等级分化的器用制度和观念，来自于中原东、南方先行一步的文明实体。更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外来文明因素的“改造”， 使得本土的仰韶文化退出历史舞台：“其他文化系统，尤其是江汉地区与海岱地区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促使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发展进程和方向，使长达2000多年的仰韶文化走向结束”，而“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对仰韶晚期的影响促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形成”。芮城清凉寺等若干地点，甚至“应当是伴随着一定规模的人群迁入移动”[3]。

又有学者提出三模式说，在大体相当于吉德炜、赵辉所论东、西文化系统（或模式）的“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以外，增设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原模式’”[4]。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原融合两大文化系统（模式）之长，在杂交中催生出高度的文明[5]，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那么，后起的“中原模式”本属西（北）部板块，它出现的契机是什么？抽出了其中蕴含的东（南）方因素，它还有什么？在“中原龙山文化”中，陶寺往往被看作是特例，其实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陶寺类型绝非晋南庙底沟二期类型的自然发展，而是东方文化西渐的产物”[6]。它与中原地区其他同时代文化相比，只不过是“东方化”的程度更甚而已。

由是可以认为，没有东部文化的西渐和东、西文化系统两大板块的碰撞，就没有所谓的中原中心。在中原中心出现前，东部邦国先行一步；随着逐鹿中原、东西碰撞带来的大整合，以二里头为先导的广域王权国家得以崛起。

何以中原？群雄逐鹿之处，方为中原。“到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出现了几支亲缘性很强的地方文化……它们面貌相近，彼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结成一个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这个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至此，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态势已经形成”[7]。笔者同意赵辉教授的意见。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应不早于公元前2500年。

以上关于东亚“大两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思考可以简述为：

东部邦国时代（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约公元前3200～前2500年）

逐鹿中原时代（庙底沟二期—中原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800～前1800年）

“中国”初兴时代（二里头—殷墟文化），约公元前1800～前1100年）

至于这一推论的细节展开，要待诸另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