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大学“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 2012-5-5）

由区系类型到一般进化论

关于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有过多种认知模式。仅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就有“中原中心说”（如夏鼐、安志敏等，盛行于1950～1970年代）、“满天星斗说”（苏秉琦，1970年代以来）、“中国相互作用圈说”（张光直，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2000年以来）、“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2002年）等等。

    总体上看，这些解读要么强调各地史前文化成就的多元等重，要么强调自史前时代开始的中原中心的分量。关于国家形成的路径，只有苏秉琦提出了中原以外起源的“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的模式，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鲜有呼应者。各地学者往往强调本地的文明贡献，也多难以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与此相应的是，“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法一直居于主流。赵辉在回顾20世纪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历程时指出：“当时的研究者在考虑物质文化面貌的演变时，一般会注意到和强调各地文化的不同谱系情况，是一种类似多线进化论的思考方法；在考虑史前社会发展状况的时候，人们又往往不加区别地用同一种理论来说明各地文化的演进，并至少在相当大范围内，把各地的社会看做是大体同步发展，就本质来说是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法”[1]。这是切中肯綮的。联系到直至今日，在海量的相关信息被掌握的情况下，所谓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式仍居主流，恐怕其主要原因要到资料的匮乏以外去找了。

“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2]。“限于目前田野考古发展还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状况，各地发现的考古遗存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由于它们的年代相若，文化发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会内容也是相通的”[3]。类似的认识在相关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各地史前社会大体同步向文明迈进的思路，成为中国学界的基本共识。在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叙事上，宏观的纵向断代综述成为主流，如“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等，其分量远远重于区域本位的动态分析。

由是，尽管普遍认可一般意义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学者们会讳言区域文化间在社会发展进程上的差距，如“铜石并用时代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存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趋势，并不存在全方位的‘先进’与‘落后’”[4]。

类似的表述几乎成为我们这个多民族广域国家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学术正确”，远古时期区域文化间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则一定程度上被淡化。究其思想基础，不能不归因于区系类型理论的构建及深入人心。赵辉曾在上引文中论及，“考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作品，其大部分只是在资料的年代学上利用了前个阶段的成果，却没有继承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考诸考古学史，恐不尽然。“满天星斗说”的文明起源观直接建立在区系类型框架的基础上，已勿庸置疑，“相互作用圈说”应也与其有一定的关联。“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和“新中原中心说”，显然是“中原中心说”的否定之否定，都可以看作是多元认知视角下的新中原中心论。多元发生论的时空与谱系基础，当然也是区系类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