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如果循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从可以确认的礼仪建筑来上推这类遗存的肇始，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大型建筑基址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基点。这批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与礼制相关的宫庙类建筑，其在遗存类型上表现为大型夯土基址。其后的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的大型建筑与其一脉相承。由此可知，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考古学载体是大型夯土台基址，可以从中提炼出宫室建筑的几个物化要素：

一是超常规的大体量，面积达数千至1万平方米；

二是建筑位于高出地面的夯筑台基上，土木结构；

三是复杂的建筑格局，形制方正规整、封闭的庭院式布局、中轴对称等。

从建筑的空间布局上看，由微观到宏观，由单元到总体，可将宫室建筑分为单体建筑、建筑院落和建筑组群（宫城）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单体建筑不能单独存在，而只是作为建筑的“部件”。真正的宫室建筑，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一种复合式的结构，即建筑院落是其最小的存在单元。

宫室建筑院落的密闭性，是与宫室建筑的政治性功能相关联的。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不让看，也是中国传统城市建筑景观的一大特点”。 宫室建筑的内部“看不见，它只属于同样看不见的皇帝，而不属于城市，不易转化为城市纪念物”[1]。由前述梳理分析可知，宫室建筑从诞生伊始，就采用密闭性的院落形式。它与群众性的公众参与和开放性无缘，因而成为鉴别早期宫室建筑的一项重要的指标。

显然，宫室建筑的封闭性、独占性和秩序性特征，是早期国家政治组织形式的物化反映，构成中国早期文明若干特质的一个侧面。

由二里头文化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往上追，可知最早将夯筑技法用于建造城垣和建筑的，是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2]。到了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工程建筑上夯土的应用已较普遍。这一地区直立性和吸湿性强的黄土，使得夯土版筑成为可能。高大的夯土城墙和筑于高台上的宫室建筑等，昭示着社会的复杂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纪念碑。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的东北部已集中发现数座大小不一的夯土基址，发掘者推断为宫殿区。其中最大的一处夯土基础（IFJT3）[3]属陶寺文化中期。夯土基础近正方形，面积大约1万平方米。基址中部偏东残留柱网结构，面向西南，发掘者推断应为主体殿堂。柱网所占范围长 23.5米，宽12.2米，面积为286.7平方米。殿堂柱洞有三排，总计发现18个柱础。柱间距不一，窄者间距约2.5米，宽者约3米，中央最宽者达5米。但由于保存状况不佳，其建筑布局的细节无从知晓。

陶寺大型建筑基址IFJT3主殿

此外，破坏夯土基址的灰沟、灰坑中还见有陶板瓦片、刻花白灰墙皮、带蓝彩墙裙墙皮、以及压印绦索纹的白灰地坪残块等，都表明这里曾有高等级建筑存在。

在形制上与二里头宫室建筑大体前后接续并保存较好的夯土基址，见于属王湾三期文化的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4]，其建造和使用年代约当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5]。

该建筑属于夯土台基建筑，有基础坑，但地面以上的台基已不存。基址坐落于城址内中部偏东北处，由主体建筑（F1）和附属建筑（F4）组成。主体建筑F1坐东向西，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5米，其规模与二里头遗址1、2号基址的主殿相仿，达300余平方米。由于破坏过甚，无从判断建筑的室内空间是否有分隔。附属建筑（F4）由垂直相交的北庑和西庑组成，其中北庑长60米，它们与主体建筑围起一个面积应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院落。

 
古城寨大型建筑基址（F1、F4）

古城寨大型建筑基址主殿（F1）

古城寨大型建筑基址主殿呈长方形，体量庞大，长宽模数已与二里头及其后的宫室建筑相同。封闭式院落布局，主殿坐落在院落一端，廊庑拱卫主殿。如此种种，都颇具后世宫室建筑的雏形。惟其建筑方向，与二里头及其后坐北朝南的建筑方向不同，或为其原始性。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这是中国现知最早的具有四合院特征的大型建筑。有学者进一步推断这座建筑可能是该城最高统治者的施政场所，是龙山时代的原始宫殿[6]。

        已知早于二里头、布局结构清楚的院落式大型建筑，仅此一处。而早于龙山时代的大型建筑，都不见类似的结构。鉴于此，可以认为这已接近中国宫室建筑的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