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苹芳师众多的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当然要数城市考古和简牍研究，其中汉简研究则是其最早涉猎的领域。

这两个研究领域分属田野考古和出土文献研究，由于专业性极强，一般学者通晓其一即为专家，罕有兼通者。特殊的学术背景让徐苹芳师在这两大领域都得心应手。

《中国世界遗产年鉴》对徐苹芳师学术背景的介绍点出了其中的要义：

“徐苹芳原学习中国古代史，后改学考古学，这为其专攻中国历史考古学奠立了基础。到考古所后，除做田野考古工作之外，还兼做图书资料和编辑工作，为其掌握人文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创造了条件。”

“他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提出用考古学的方法把简牍的研究纳入到考古学的范畴，恢复简牍的原状，使之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第一手的原始史料。”

（《人物·徐苹芳》，《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

言简意赅，有理由相信这是先生自己的手笔。

先生进考古所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帮助整理汉简。1959年，集体编辑的《居延汉简甲编》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

汉简把徐苹芳师和陈公柔先生的学术轨迹连缀到了一起，也让他们成为人生的知己。除了《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他们还共同发表了三篇颇有分量的论文。

徐苹芳师曾忆及与学兄陈公柔先生的交往：

“我与他相识在1950年燕京大学，他长我十岁，是我的学长。特别是我们共事于考古研究所以后，在洛阳工作站、编辑室和资料室，朝夕相处，讨论研究工作中的考古学方向和方法问题， 成了我们论学的主题，我在这方面受公柔学兄的启发尤多。”

“《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是用考古学方法来做古文书学的整理，使散乱的简牍恢复成为近似原来的簿册档案，以西汉烽燧遗址中发现的第一手资料，研讨西汉边塞屯戍实况和推行代田法的效果，确凿史料的应用使结论最为逼近于史实。”

（徐苹芳:《＜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序》，

陈公柔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2005年）

上文中提到的论文，就是两位先生的共同研究成果。相关学者评述道：

“简牍的缀合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还要具备深刻的分析能力。”

“关于简册的复原工作，在大陆学者中，陈公柔、徐苹芳二位先生所做工作是卓著的。1963年，他们就试行复原大湾出土的两汉田卒簿籍。居延汉简出土地区，主要在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地，而就田卒简来说，大湾出土的就占居延所出田卒简的十分之八。大湾田卒簿的复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大湾附近屯田情况。由此可知，对于大湾田卒简的复原其意义是至关重大的。”

“陈公柔、徐苹芳二位先生指出‘在今后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中，将同一地点出土的简，经过对其形制、字迹、款式、内容的全面分析与整理之后，完全有可能把其中的某些已散乱的簿籍档案复原成册，以便于逐宗逐件的加以研究。我们认为，这在汉简的研究工作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无疑随着简牍研究的深入，陈、徐二位先生论断的可贵性也在不断地被证实。”

（郑有国编著：《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忆及学兄、老友陈公柔先生，徐苹芳师满含深情：

“逝世前两日我去看他，恢复得很健康，精神也好。但病情突变，竟致不治。现在我看完了本书的三校，书在人去，不禁掩卷叹唏，伤感之至。”

“收在本书中的那篇怀念于省吾先生的散文，是本书惟一的抒情作品。于先生是公柔学兄在燕京大学的业师，淡淡的几笔便勾勒出了学生对老师的崇敬之情，描写他送于先生穿垂花门，从白皮松旁过里院出角门时，用‘秋天的斜阳’、‘空庭阒寂’、‘先生的背影’、‘如闻謦欬’，宁静地衬托出了当时的感人情景，如见其景，如闻其声。公柔学兄确是散文高手。”

（徐苹芳:《＜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序》，

陈公柔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2005年）

    前引数篇徐苹芳师回忆其业师的文章，其中“土打的院墙，槎桠的枣树”，“袅袅的炊烟”，“特有的柴香”与陈公柔先生文章的意境和文笔，何其相似乃尔！

    这是“高手”间的惺惺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