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不掩瑜”，我国学界书评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这当然说的是事实。几乎所有论著都有瑕，而一般来说，瑕的确不掩瑜，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如昨日转帖文所批评的辞书。几乎所有学者都可见“瑜”（玉之光泽），却未必能把“瑕”捋清看透。当前学界，扬瑜而掩瑕，蔚然成风，说瑕也就愈显难得。

“掩瑜或不掩瑜的瑕”板块，摘录内容以点瑕之笔为主，并非吹毛求疵，惟愿推进学术。看有分量的学者评价有分量的论著，不亦乐乎？

近几年来，从《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九卷本《中国考古学》各卷陆续与读者见面，受到广泛好评。2010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60华诞之际，《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和《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同时出版，无疑是一个喜上加喜的好消息。

    （在回顾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栾丰实教授指出）《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正是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巨著，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甚至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阅读《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人以深刻印象。

第一，全书的整体结构合理，逻辑关系清晰，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第二，重视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新发展，注意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成果，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作为全书主体的第二至七章，全面总结和论述了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以来各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汇总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

第四，条理清晰，体例统一，论述简练，详略得当，……

第五，资料来源清楚，引用资料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工具书的作用。……

第六，求同存异，尽量把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意见都予以中性的介绍和说明，便于读者了解学术研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在第一方面的评述中，栾丰实教授指出）遗憾的是，书中没有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单独予以阐述，希望以后有机会予以补充。……而用母系氏族社会、父权制社会、初期文明社会等术语，且不说它们之间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内涵不相一致或难以区分，而其是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也有讨论和推敲的余地。

（在第三方面的评述中，栾丰实教授指出）由于各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本书以时间为纲）这样的安排势必会产生一些文化年代的交错现象。或者放在一个时期中的文化实际上跨越了两个时期，如良渚文化，即使按照书中的年代观（公元前3300～前2000年之间，其实良渚文化结束时间要早得多），相当部分则属于第三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者把一个文化分割成两半，安排在不同的期别之中，如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早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期则放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人为地打断了阅读思路。

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总体架构方面，如果在绪论中明确地讨论和确定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期别划分以及各个期别的大体年代，可能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和把握后面第二至七章的结构和内容。……每期的起止年代，则分散在文中不同的地方。……晚期和末期的分界，书中比较含糊，大体上犹疑在公元前3000年和公元前2600年之间。这样，就导致了对一些考古学文化的章节安排上，出现上述或前或后的不确定状况。

（在第五方面的评述中，栾丰实教授指出）当然也有个别遗漏之处，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完整报告于近年出版，而书中只引用了当年的发掘简报；辽东半岛早年发掘的两处重要地点，即文家屯遗址和四平山积石冢，近年来也都先后出版了最终发掘报告，全面系统地公布了当年的全部发掘资料，书中也只引用了早年的简报。

因为牵涉到的文化遗存和年代数据数量众多，最好是在相应位置把本书使用碳十四测年的方法和原则交代清楚，采用目前世界上广泛使用的一种即可，这样就会减少因为校正方法的不同而产生的人为误差。同时，因为同一个数据的实测年代与校正年代相差很大，所以在正文中似乎没有必要再使用未加校正的实测年代。书中在测年数据的使用上存在时有混用的现象，这样就容易让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书中对于有的文化年代归纳的不甚准确，如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起始年代，书中所列的3个早期数据，校正年代分别为公元前3060±180年、公元前3015±205年（原文为±20年）和公元前2990±180年，如果不加说明，一般会认为其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不知何故却认为“它们均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第519页）。

由于参加编写的人数较多，历时很长，特别还牵涉到人员的变动。所以，书中也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

关于节下小目的名称，有不恰当和前后不符的现象。如第三至五章的小结，均使用社会生活作为标题来概括当时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状况及变化，似有些题文不符。而第六、七两章的小结，则使用了社会结构点题，比较符合所述内容。再如小结中涉及的文化艺术和原始宗教，或称为精神生活，或称为精神文化，应统一为后者为好。此外，关于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时间和标志，总序和绪论的表述不统一。总序认为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总序第2页），而绪论中则把1921年渑池仰韶村的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绪论第2页）。像这种关系较大似又不难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还是统一以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表述为宜。

近年来，聚落考古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逐渐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基本方法之一。……根据本书叙述方式的特点，至少应该依据基础资料的多少和详细程度，对各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布局和聚落的空间关系做些分析和讨论。本书中多在各考古学文化之下列出了“聚落与建筑”一小节。总体上看，该书把重点放在了建筑上，而对聚落这一部分的论述明显不足。……

（包含城址的聚落群出现并迅速增多）这样的聚落形态昭示着社会内部较之以往产生了巨大变化。书中对城址的叙述、归纳和分析也比较简单，所用笔墨不多。如果能够把发现城址较多的区域，如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龙山文化等，将城址单独设为一小节，并结合聚落群的形态予以分析和总结，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在对各考古学文化的论述中，相互之间的篇幅差别过大。如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诸遗存，关于甑皮岩的叙述过细，篇幅远超其他同期遗存；再如关于“文化特征”部分的论述，黄河中游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等只有区区二三百字，而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多达1000余字，相差三五倍之多。在叙述的方式上，则或是总体论述，或是按期别分述，造成相互不一致的状况。如对于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是按早期和晚期分别叙述的，而对于同章前后节的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陶寺文化等则是总体表述。这样的情况在其他部分中也同样存在。

目前学术界对仰韶文化的概念很不统一，处理这一问题十分棘手。本书提出“仰韶文化群”和“典型仰韶文化”的新概念，先总括归纳仰韶文化群的发现研究史、分布与重点遗址、文化特征等，然后将其划分为7支考古学文化……。之后又回归到年代与分期、聚落与建筑、经济生活、文化与艺术等常规内容。整体看似乎进行了调合，名义上把过去的类型升为文化，而实际上仍按类型层级介绍。而且，如果真把仰韶文化分解成7支考古学文化，那目前的处理方式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晋陕豫交界去仰韶文化的早中晚其分别独立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而豫中和豫南地区则各自归为一支文化而贯穿早晚，延续时间与上述3支文化之和相当。

一些重要的新发现，可能因为资料截止时间等原因，未予以收录。如浙江中东部以浦江上山和嵊州小黄山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书中仅在晚一期别的跨湖桥文化一节中提及，而未单独介绍；再如在月庄遗址发现的后李文化碳化稻遗存，在相关的章节中也未收录。

一些资料的引用和归纳方面也存在问题。例如：在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个别遗址发现的少量白陶，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均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同类器一致，而后者出现时间早、延续时间长且数量甚多，其源流关系一目了然，而书中将两者视为“分别出现的地区产物”（第508页），显然不确；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中层文化，认为有与大汶口文化花厅期相近的因素而定其为公元前3500～前3000年，就与实际相去较远，这一认识或许与把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长岛北庄一期误定为大汶口文化中期有关；桓台史家遗址的所谓龙山文化城址，没有正式而可靠的发掘资料，学术界未予承认（第36页）。而认为龙山文化城址有无壕台城类型的归纳（第603页），也未结合实例现象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插图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像一些重要考古学文化没有附主要遗址分布图，如后李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小河沿文化、陶寺文化等。如果是为了节省篇幅，完全可以把两支甚至更多的考古学文化放在一张图上，如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可以和崧泽文化共用一张图，只是用不同符号表示不同文化即可。对于资料比较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都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期别和区域类型，但在插图的设计上，有的只有分期图而无各类型图，有的只有各类型典型器物图二无分期图。插图内容有的未经仔细核实，以致出现差错。如大汶口文化早期陶器图中，三分之一实际上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第283页图4-27的5、8、9、12、13）；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同一座墓葬出土的陶器则分别放在了早、晚期插图之中（第596、597页图6-39的8、27，均出自西朱封M203）。

以上所举，相对于全书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总之，《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是一本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好书，其对于向社会普及新石器时代各区域文化知识、便利读者的学习和研究，推进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都将会产生重要作用。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

（栾丰实：《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集成之作——<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

《考古》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