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前身，中国古代都城的杰作。

但它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压在后来的明清北京城下，面貌不清。195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建筑系赵正之教授即提出了关于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论点：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这一新论点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元大都的城市布局究竟如何？这在元大都城市规划的研究上和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上，都是关键性问题。

考古学者的参与，使北京城市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年轻的徐苹芳师被推到了这一领域的前台。

1956年秋，徐苹芳师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不久即开始参与对北京城布局的研究。1957年5月，赵正之教授作为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负责人，曾率队踏查元大都遗迹，其中就有20多岁的徐苹芳师的身影。他们在广安门外首次发现了饕餮纹半瓦当，由此提出了关于东周“燕上都”地望的推想（《京郊发现战国时代文化遗址  建筑史学家推断可能是燕国“上都”》，《光明日报》1957年6月18日；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1962年，赵正之教授逝世。此前，徐苹芳多次到病榻前记录他的口述，1966年整理成赵正之关于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论文，后来由于政治风云突变，这篇论文直到赵正之先生逝世17年后的1979年才得以发表（赵正之遗著：《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 ，《建筑史专辑》编辑委员会《科技史文集（二） 建筑史专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徐苹芳师1950年代末即发表了关于传世文献中的北京史料的论文。但他与古代城市的正式结缘，还是要到1960年代主持元大都遗址的勘察与发掘时。

带着上述学术问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建了元大都考古队，由30岁出头的徐苹芳领衔，开始了对元大都的探查工作。为配合地铁工程，北京市开始大规模拆除明清内城城墙和建筑，发掘工作也得机展开。这样，从1964年到1974年的十年间，元大都考古队勘查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10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存，为复原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奠定了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许宏、吕世浩：《学者徐苹芳的古代城市探索》，《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3期）。

关于这一项目的探索历程和思路，徐苹芳师也有自述：

“元大都是属于古今重叠式的古代城市遗迹。对这类城市遗迹，我们有一套科学的考古工作方法。

在没有对元大都遗址进行考古勘查以前，完全不清楚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模式。……60年代前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在明清北京北城垣外、元大都土城内，即元大都的东北部，在安贞门（今北土城小关）南北大街以东、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东西大街以北的范围内，钻探元大都的街道遗迹。当时，此地大部分尚是平坦的菜地，很容易进行工作。在距地表六十厘米至一米之间，发现了路土，把若干探点实测连接后，发现自光熙门大街向北至北城墙下顺城街之间，正是横排着二十二条胡同（参见《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其排列的方式和间距，都与朝阳门至东直门之间的二十二条横排胡同相同。以此规律来检视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布局，其规划之原则皆都符合。

一个城市中的街道规划布局，犹如一个人的骨骼，决定了城市规划的平面结构，街道布局与主要建置结合，便构成了这个城市规划的基本内容。我们通过考古学的研究，科学地认识了元大都的城市规划，进一步论证了元大都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它是在唐代封闭式的里坊制破坏以后发展起来的开放式街巷制的典型城市（参见拙著《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徐苹芳：《我和中国历史考古学》，

《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是历史地理和北京历史研究领域的巨著。其“编绘酝酿于50年代早期，60年代初已完成《明京师图》编绘并开始《元大都图》编图工作，以后被迫中断。1979年以后才得以重新开始，成立了以侯仁之为主编，单士元为顾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社会科学院、北京市测绘处等7个单位组成的编委会。经过六年多努力，第l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张步天著：《历史地理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显然，徐苹芳师主持绘制的“元大都图”在其中分量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