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先生给徐苹芳师做的口述史，是围绕着两大主题进行的。其一是末代燕京的求学生活，已如前述；其二则是主编新《燕京学报》的事。

徐苹芳：末代燕京  风流云散

口述/徐苹芳（文中楷体字部分为采访者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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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采访侯仁之先生的时候，徐苹芳是作为《燕京学报》的负责人被侯先生提起来的。侯先生说：“徐苹芳这个人，一点闲篇儿都没有。”自然而然，我们谈到了这个话题。

　　九十年代，《燕京学报》复刊。一开始是侯仁之先生担任主编，我是其中的编委之一。头两期的燕京学报是由校友捐款来维持的。但是一个杂志毕竟不能总是靠校友捐款这样一个不稳定的资金来源。后来《燕京学报》通过燕京校友会联系到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学社的负责人杜维明先生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美断交之后，哈佛燕京学社基金会的资金不能再给燕京，大部分就给了东海大学。

　　我1979年到美国访问，曾经和杜先生有过一面之缘，他当时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助教，还曾经带我到旧金山游玩。杜先生对于这件事情十分热心，但是他提出要看看杂志的编委名单。杜先生看了编委名单之后，觉得其中大部分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再让他们负责编稿看稿的工作很困难，哈佛燕京学社可以提供杂志的资金，但是杂志必须有个能够真正支撑的人来负责。杜先生看到编委中有我的名字，就建议《燕京学报》由我来负责。当时和哈佛燕京学社联系的校友是刘文澜和林孟熹，刘文澜和林孟熹回来之后，把杜维明先生的话传了过来。侯仁之先生听了这番话就找到了我，提出要换主编。我说：“千万不能。这个编委会一个人都不能动，一个人都不能多，一个人都不能少。”

　　当时学报的主编是侯仁之，副主编是周一良。后来经过大家商议，侯先生和周先生作为主编，名字不分先后。增添了两位副主编，一个是我，一个是丁磐石。丁先生是比我高几级的历史系学长，退休之前在社科院编辑《中国社会科学》。这个决定确定下来之后，校友会方面给杜先生回话把情况说明了，说现在主持刊物的就是徐某人。这样，哈佛燕京学社解决了学报的资金，一年提供3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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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始做燕京大学这个专题之前，我曾经翻看过之前存在的和九十年代复刊的《燕京学报》，其中的学术文章很多不是我所能评论的，不过，从那些文章当中，我看到了一些学者的治学门径，跟当下学人的学术思路似乎迥然不同。

　　我接手《燕京学报》之后，侯先生从来不干涉编务，一切都交给我，很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意思。我当时跟大家说：“《燕京学报》一定要维持原来《燕京学报》的学风和宗旨，就是以文史哲（纯学术）为主，不包括应用社会科学。”应用社会科学则是指法律、社会、经济等范畴，在西方，做这些研究的人都是作为政府的智囊库，他们是不写文章的，只出政策性的调查报告。即使是文史哲，我也进一步做了限定，历史方面刊发研究清代以前的文章。但是以过去学风的要求来组织稿件却是困难的。现在历史研究的杂志要求的文章大多数是史论性质的，那些正是《燕京学报》所不取的。《燕京学报》需要的文章中一定要有干货，实实在在的说话，言必有据。这种写文章的方式被人说成是“实证史学”，其实不是“实证史学”，而是历史就应该这样搞。解放之后，提倡“以论带史”，《燕京学报》所需要的文章的作者，越来越不好找。

　　在这样的一种方针下，《燕京学报》出版了七八期，外界的反映很好。有一次杜维明跟我说起世界上同类的学术刊物，他说他觉得世界上有三个大学术刊物是非常好的。一个是在欧洲瑞典的《通报》，主要刊发研究亚洲的学术文章；一个是哈佛自己办的《哈佛研究学报》，主要刊发研究中国和日本的学术文章；另外一个就是《燕京学报》。另一方面，《燕京学报》在国内也取得了较好的反响，现在国内一流的杂志，刊发的论文字数一般都限制在一万字左右。但是在《燕京学报》则没有这种限制，只要文章质量好，四五万字的文章也不吝惜版面。《燕京学报》经常有一期只发两三篇文章的时候，当然，也不拒绝短的。

　　也有对我的编辑思路不尽认可的。周一良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把我和丁磐石找去，说：“《燕京学报》办得不错，跟老的学报很像。但是我们总不能脱离实际太远，我们是不是还得搞一些为现实服务的东西？”我说：“周先生，不成，我们不能搞。在现在的情形下，维持老的《燕京学报》的安全度最高。我不同意那么做。“周先生说：”那发点学术消息总可以吧？“我说：“那倒可以。”后来丁磐石就组织了一篇关于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文章拿来之后，我看了之后，觉得文章不错，但是不太适合《燕京学报》。在我的坚持下，我们照付了作者稿费，但是稿件退掉了。

《燕京学报》能维持多久，我不知道，人家那边不给钱了，学报就办不下去了；我们需要的文章的作者找不到了，杂志也难以为继。但是我觉得，在当前学风浮躁的情况下，《燕京学报》的存在也许还有它的意义，虽然在评定职称的时候，在《燕京学报》上发表文章并不算数。

（徐苹芳口述：《末代燕京  风流云散》，陈远撰《消逝的燕京》，重庆出版社，2011年。

蓝字部分不见于先期发表于《新京报》2005年3月9日上的节本）

　　《新京报》上的文章刊载时，这最后一节加了个小标题：“不是核心期刊的‘最佳学术刊物’”。这是学界和社会的评价。

    在徐苹芳师弥留之际，几位“老燕京”来医院看望先生，师母跟他们提及即将发排的《燕京学报》，先生临终还在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