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2日晨，恩师徐苹芳先生——一位睿智的老人停止了思想。

他书房的书桌上，还摊着纸笔和书籍。数日前住院，一如平日出门开个会那样，他本来想着很快就会回来的。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昏迷前两天，他还想在医院完成一篇约稿。

除了未竟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考古学卷》、《中国陶瓷史》和考古报告《元大都》等，徐苹芳师还有一桩心愿，去年他才袒露给我和杭侃。先生说依目前学科的积累，已经可以写一部从考古学视角梳理中国古代城市史的著作了，他来牵头，三五人分工，纲目明确，队伍精干，数年即可完成。我们已经在考虑着手做这件事，先生却早早地走了，连句遗言也没留下。

想来，这是先生的一个夙愿。20年前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城市考古方向博士研究生，1992年我忝入师门。考虑到我先前在山东大学任教时的阅历和专长，先生给我选定了“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这一大题目，上下三千年，纵横数千里，头绪纷繁，分量极重。我没敢向先生求证这一安排的初衷，但暗自把这项研究当做是在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总体建构增砖添瓦。

先生对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让我受益终生。每位导师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让学生自己考虑选题，有的在学术观点上也有较严的要求。先生说他作为导师只负责两件事，一是选题，二是方法，其他的就放手让我自己来做了。这一大担子压下来，“阵痛”了数年，我对中国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有了初步的把握[1]，从而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学术基础。日后接手二里头遗址，得到了一个深入探究的平台，就可以怀着问题意识较有把握地“解剖麻雀”了。我在田野工作中，就是按照先生的要求，把二里头放在整个中国早期国家和城市文明发展史的框架中来探究的。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按照中轴线规划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城市干道网等的发现，都得益于若干学术理念与方法[2]，而这些城市考古的理念与方法，都要溯源于先生对我的指导与教诲。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徐苹芳师就是这样一位“授人以渔”的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