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二里头属何种国家类型，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显然，更大范围的这种文化的远播，不是靠军事推进和暴力输出，而是凭借其软实力的巨大张力。

从空间分布上看，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

进入二里头时代，“嵩山篇”中所述起源于海岱地区的玉璋，又以二里头都邑作为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直至越南北部。

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变形兽面纹铜牌饰，一般认为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仿制而成。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的甘肃天水，也采集到了一件兽面纹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相类。

这些都应是当地的土著文化选择性地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因素的结果。

需指出的是，目前各地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较为复杂，时间上也有早晚之别。有的可能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有的则要晚到二里冈文化甚至殷墟文化时期。有的大概属于早年的“传世品”，有的则可能是摹仿二里头文化的器物而制作于当地，因而加入了若干当地的文化因素。有的文化因素还可能是经多次“接力”而间接向外传播的。由于传播距离的遥远，器物形制和装饰风格在不断变化，年代上也会大大晚于二里头时代（许宏 2009B）。

日本学者西江清高教授指出，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上述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西江清高 1999）。

这一范围，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邵望平教授通过对中国大陆各地考古学材料与古文献的整合研究，指出《禹贡》“九州”既不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自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就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的，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公元前第二千纪，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系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成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国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自然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在自己的周围，迫使各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从而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自身，并以这些成果“赐与”、传播至周围各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源的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邵望平 1987）。